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大家见面就聊定量，聊解饿之道，聊做饭的技巧，希望用二两大米做出三斤干饭；交换着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那个饭馆面条给得多的情报。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一辆拉尸体的车，也看不见成群的要饭的，更没有倒毙在闹头的饿殍……表面上看，远没有十月革命后那段困难年代恐怖。但饥饿感深深地笼罩在北京人头上。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可卖，连糖块都很少有。卖菜的地方更是空空荡荡，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昔日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分配供应，每户只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拣。每人一个月凭本可以买二两白糖，以补充热量。另外，每人每月供应半两糕点，凭点心票买。火柴、猪肉、细盐、淀粉、碱面、肥皂、芝麻酱、粉丝等，全都要购货本，定量供应。过新年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外汇。
晚上七八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初一时，学校宿舍离西单很近）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学校体育课停上，生产劳动课取消，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班里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全校大会不再举行，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连班会也很少开，务必让学生们早早回家。据老师说这是市委指示：要劳逸结合。
我常常不到上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响，脑子里全被食堂的馒头、米饭、红薯面窝窝头所占满。到第四节课时，饿得根本听不下去课，连有些女生也不例外，屁晃来晃去，坐不住，好象椅子上有钉子。上第四节课的老师都非常通情达理，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晚下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象一群小鸡一样飞快地朝食堂跑，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三两，有人四两。我中午是四两，早晚三两。吃完后，仍觉得饿，要把碗里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离开饭厅好凄凉，看着别人还在吃着，无比的羡慕。饭厅里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四两饭五分钟就吃完，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填食物更有吃东西、装东西的刺激。吃完赶快离开饭厅，省得看人家吃眼馋。回到教室，又得熬漫长的钟点吃晚饭。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饥饿感觉最少，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但上午要上课，早晨二两不够；又试过四三三，也不行，中午少吃一两，那感觉就大不一样，好象没吃饭。一五四试过、三三四试过……最后，经过反复实验，还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觉得这最适合自己。为了解饿，我还试过早饭时，把一个馒头换成两碗粥。连喝三两粥，当时是觉得饱了，但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头昏眼花，每人都不够吃，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象保护金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存。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是全国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亲戚朋友之间，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算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啊！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能比丢十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要乞讨钱，或许可能会要到一两毛，你要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还记得有同学说她的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同学间为二两粮票而翻脸打架的时有发生。连买豆芽、豆浆、豆腐脑也要粮票。领粮票时，要一斤一两地数清楚，比到银行取钱还小心。这年头，粮票太宝贵了，谁也不敢大意。
每星期六回家，家里的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三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在家吃饭，每顿饭一人一碗米饭，我根本不够吃，可又不好意思说。不敢在父母面前伸手要吃的，害怕碰钉子。
父母有钱，常常买些高级点心补养，但他们很少给我吃。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豆腐、黄豆、饼干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从没有给我尝过一口。父亲曾对我说：“你不要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我们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待遇，现在你回家吃饭，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不要不知足，要艰苦朴素，不要讲吃讲穿。”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老是馋得慌。父亲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得太饱活不长。”可我只想吃饱饭，不想活得长。人挨饿的时候，最迷恋的是吃饭，顾不上长寿问题。
如果某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比如，在家吃三天零一顿的饭只交三斤粮票。但保姆精明的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她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的事和这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让我们小孩必须遵守交粮票的规矩。父母从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给家粮票，根本不管我们饥饿与否。说穿了，他们就怕自己的那点粮食被孩子多吃一口。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的、冷酷的界限。起码我们家是这样。
这个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是一个大官儿的三太太，酷爱抽烟。她会奉承人，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所以她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她刚一见我面时，因为我不爱说话，她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现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损人利己。老想方设法少给家里粮票，剥削家里的粮食。”她真是铁面无情，无论谁来了，不给粮票就不给饭吃，毫不含糊，跟饭馆收钱的一样。记得白杨的小孩安美，那时常来我家。有时她没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象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家里吃饭，有几个人，做几碗饭，一点不多做。母亲偶尔善心大发，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给我装到瓶瓶里，让我带到学校。但粮食却绝对不多给，半个馒头的便宜都占不到。我和父母的隔膜，这时可能更深了。在我饥饿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吃饱了吗？”他不敢问。他知道，我要是告诉他饿，他也没办法。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吃的给我。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块纸、鸡蛋壳……我知道，他们每天都躲在北屋里偷吃高干的特殊补助食品、高价点心、高价果脯。但小时奶奶教育过我，人穷要穷得有志气。我再饿，也没有向父母要过吃的。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到姑姑家吃顿饱饭。
姑姑家虽然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筷子，厨房里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的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的家更对自己有吸引力。因为饥饿的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不是笔直精细的象牙筷子，不是细花瓷碗，不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