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伊利夏提
一个月前，正在上班，接到好友电话，他告诉我另一位好友母亲在家乡去世了，准确去世日期还不知道；我放下电话，完成手头工作，赶紧开车赶往母亲去世的朋友家。
自2017年以来，海外维吾尔人、特别是站在维吾尔自由运动前沿的很多维吾尔人完全和国内亲人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国内亲人是否活着，是在家，在监狱、还是在集中营。偶尔，传来的是谁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了、或者是兄弟、姐妹、叔侄、姑婶等去世了的噩耗；多数时候，打听不到亲人是在哪儿去世的，家？集中营？监狱？是否有亲人送终，更不知道是否为逝者举行了伊斯兰葬礼。
得不到任何消息的，如我，就权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到朋友家，已经是下午了，家里挤满了听说噩耗而来的周边维吾尔人；大家相互安慰，按穆斯林习惯为亡灵祈祷平安。
朋友眼睛红肿，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好干巴巴地问，知道母亲什么时间去世的吗？怎么知道的？他说大概是几天前，辗转土耳其知道的；我只好说：“还好，还好。至少及时得到了消息。”说完自己都觉得这话特多余。安慰失去亲人者，本来就是极其艰难的；对处于信息黑洞，生活在遥远异国他乡，只知家乡父老亲人正在经历种族灭绝，传来的只有噩耗的维吾尔人而言，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陪伴朋友，为其母亲在清真寺一起遥做葬礼；似乎，遥做的葬礼，能给予我们愧疚之心一点安慰。
刚过两周，那位母亲去世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另一位好朋友的父亲去世了，我又是收拾完手头活，匆忙赶到朋友家。
这位朋友是维吾尔自由运动的老战士、活跃分子；是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起者之一；因而，和大多数维吾尔自由运动活跃分子一样，很早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赶到他家，也已挤满了周边维吾尔人，大家坐下，诵读《古兰经》为亡灵祈祷后世。祈祷完，找话安慰朋友，又是干巴巴、苍白无力的重复问题：“你父亲是什么时间去世的，知道吗？怎么知道的？”朋友声音颤抖，带着哭腔告诉我是当天早上辗转土耳其得到消息的。
传来的消息说他父亲是在今年一月初去世的。也就是说去世半年多，他才得到父亲去世消息。我正搜肠刮肚寻找其他安慰话时，他看着我说道：“谢谢你朋友，我痛苦，但我也感到了一种释怀；你知道吗，得不到高龄父母的任何消息，一直让我有一种压抑感，不知道他们遭遇着什么样的艰难，不知道他们是在监狱，还是在集中营；现在，我知道了，父亲已经摆脱了苦难，中国政府再也不能折磨我父亲了。”
第二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也赶来了。他的父母也都去世了，他的遭遇更悲剧；他父母去世的消息，他都是从中国的‘新疆大好’宣传片得知的。多里坤先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过了半年多，又从中国中央电视台宣传片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记得我当时给多里坤∙艾沙打电话，他说当听到父亲去世消息，他感到一种释怀；他说他父亲有病，几十年前辗转听说他父亲因肾脏的问题，按了导尿管，需要有人陪伴，因而当听说母亲去世后，他就一直担心父亲是否能熬过孤苦伶仃的苦难日子，当时多里坤∙艾沙已知他的两兄弟都已被判刑入狱。
在另一次的谈话中，多里坤∙艾沙痛苦地告诉我，很早，他的家人就被孤立了；因为多里坤在海外的鼓与呼，中国政府的红色恐怖早早就笼罩了他的家乡；因而，很多乡邻因害怕，而不敢和多里坤家人来往。街上碰到了多里坤的父母，胆子大点的，点个头，胆小的，低头装看不见。
到后来，乡邻的婚丧嫁娶也不敢邀请多里坤∙艾沙的父母，就是邀请了，去了，也是极其尴尬的场面，大多数乡邻躲着他们；再后来，干脆，多里坤的父母，非必要，就足不出户；维吾尔人知道，作为喜欢邻里往来相助的维吾尔人，一旦被人为孤立，那等同于精神上杀了他们。
我大妹妹在她被抓捕前的一次电话中也曾哭诉：“哥哥，我什么都能忍受，但受不了那些过去好友，包括你的好友，现在一见面就躲着我们；街上碰到了，也都装看不见。家庭聚会、婚丧嫁娶也不邀请我们。”我当时只能言不由衷地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会好的。
然而，形势没有好转，家人的处境也没有改变；反之，家乡被更大的恐怖笼罩，且家人也开始一个一个失踪、人间蒸发。
自2017年后，辗转传来的消息，基本上是噩耗；我们能做的是听说后，大家来到失去亲人者家庭，给予安慰，再选日子到清真寺为逝者遥做葬礼。
好在伊斯兰教有规定，可以为因艰难环境、或因迫害而逝者遥做葬礼。现在，我们住的大华盛顿区附近各大清真寺的主持也都知道了，维吾尔人无法和亲人联系，得知亲人去世消息也都是少则几星期，多则几个月后；不知道逝者是否按伊斯兰教规办了葬礼，也无法得知死亡准确时间，更无法回国参加葬礼；因而我们一去就知道要为亡灵遥做葬礼。
2017年以来，我不知道自己参加了多少个这种遥做的葬礼，但一直有噩耗传来，也一直在参加维吾尔社区朋友亲人的葬礼；偶尔，其他国家朋友亲人去世消息传来，打电话慰问；世上可能再没有比电话里安慰失去亲人者更令人感觉语言之无力的啦。
我参加葬礼、打电话慰问朋友；但心里也一直在打鼓，一直在担忧，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会收到什么样的噩耗？母亲的？妹妹的？还是叔舅等的？
弟弟的噩耗，我也是很晚才得知的；当然，当时父母家人担心我，刻意隐瞒了弟弟被兵团汉人暴徒杀害的消息；直到我追问弟弟的下落，二妹妹才鼓起勇气告诉我，弟弟去餐厅吃早饭时被暴徒杀害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欲哭无泪，放下电话，不知道自己在办公室里坐了多长时间；向老板请假回到租住的屋子，一个人关上门的那一瞬间，失去唯一弟弟的悲哀袭上心头，我哭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安慰，没有人和我一起做祈祷。
偶尔，在担忧母亲和妹妹及其他亲人同时，我也会暗自庆幸父亲2016年4月去世太是时候，他以死逃脱了中国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大迫害，逃脱了集中营、监狱的折磨；然而，母亲失踪已有七年多了，大妹妹自2014年8月被抓也一直失去联络，二妹妹、三妹妹也都自2016年父亲去世后失去联络，杳无音讯，不知死活。
2019年，我从《纽约客》杂志社记者得知，两个妹妹和他们的家人至2018年曾在奎屯集中营；大妹妹是单身母亲，癌症幸存者；二妹妹心脏有问题；据《纽约客》杂志记者的信息，二妹妹在奎屯集中营曾晕倒过几次，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是活着，还是走了？不知道她们是在外面，还是在集中营、监狱。
母亲应该八十多岁了，她身体一直就不太好，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不知道她这几年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也不知道她是在家？在集中营？在监狱？还是早已撒手人寰？虽然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内心深处的忧虑，担心，内疚，一直折磨着我；每次听到社区维吾尔人亲人去世的噩耗，我会好几天深陷抑郁，无法摆脱那种绝望和焦虑。
8月28日，又从社交媒体看到，在土耳其的维吾尔年轻人加乌兰（Jewlan）的父亲去世噩耗。才一周前，看到他发在社交媒体上的，通过了土耳其律师资格考试，荣幸成为伊斯坦布尔律协成员的消息；看到他手拿证书的照片，曾为他高兴，想着要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这不，未来得及祝贺他的学业成功，就不得不立即给他打电话，重复令人身心折磨的安慰话。
电话里，我可以听出加乌兰的悲哀，据他28日早上得到的消息，他父亲大约在两周前就已去世。加乌兰的父母于2017年大抓捕开始时就被关进集中营，他无辜的母亲，由集中营转为5年刑期；早已刑满但至今未予释放。
这几年，加乌兰一直一边学习，一边为父母呼喊正义，走遍了土耳其的大中城市，揭露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暴行，由学生成为勇往直前的人权捍卫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业；然而，在成为律师的成功之日，他不仅无法和父母分享自己的事业成功，反之，现在要为他逝去的父亲安排遥做葬礼。
和大多数爱好和平、热爱生活的人类一样，我们维吾尔人也不喜欢噩耗，害怕噩耗，更不想听噩耗。但现在，对我们远在海外的维吾尔人而言，亲人逝去的噩耗，以极其残酷的方式，使我们以身心伤害为代价得以知道亲人的消息；甚至，使我们暗自庆幸亲人的逝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