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间，姚依林的堂妹姚锦曾与姚依林有过多次长谈。经姚依林同意，在姚依林逝世后的1998年，出版了单行本《姚依林百夕谈》。在这本书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遭遇。
晚年姚依林工作照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姚锦问姚依林。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姚依林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姚依林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职；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姚依林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恩来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一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凌晨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上班。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
姚依林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商业部被夺权后姚依林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姚依林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姚依林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姚依林，让姚依林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姚依林的审查升级了，给姚依林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姚依林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姚依林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反而舒服了。”姚依林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姚锦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姚依林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姚锦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姚依林笑道。
姚依林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他们相处很好。当时每月给姚依林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姚依林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姚依林，姚依林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姚依林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姚依林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便请同屋帮助给妻子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姚依林说。
“真是奇遇。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
“我想不会了。”姚依林断然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