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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鬼吹灯”恐怖多了 感受一下中国死尸堆里的不寒而栗

—“尸长”郑志胜亲历重庆武斗惨绝人寰 刻骨铭心

作者:
由于我“尸长”的特殊身份,许多与尸首有关的故事我自然很清楚。不要怨恨那些“杀人者”有多可恶。我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的搏杀,他们“杀人”,一没有杀父之仇,二没有夺妻之恨,杀人者和被杀者根本就不认识呀!被杀者,当然是无辜的,值得同情。而杀人者都是含着一腔义愤,冒着坐牢和杀头的结局去为死去的同学、朋友、同事、解放军“报仇雪恨”,疯狂地泯灭人性,误入歧途。这种罪孽,除了他们自身应该承受外,同样应归罪于煽动仇恨、鼓吹“文攻武卫”的人……

郑志胜,1943年1月生,四川省达县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1班。文革前为该校学生中有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文革武斗中受学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指派,负责处理武斗中该派死难者尸体,被同学们戏称“尸长”。1968年底分配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采油三厂工作。1969年7月由工宣队领回重庆大学交待反省文革中武斗死人等问题。1970年6月26日被正式逮捕。1979年11月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以“指挥、参与、枪杀、打死”俘虏等罪名判刑13年。1983年6月25日刑满释放后留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教育科工作。1998年1月提前离岗。2003年正式退休。前些年重庆电视台曾播出专题片《好人郑志胜》,介绍其退休后经常在公交车上不怕威胁见义勇为制止小偷扒窃乘客的事迹。

重庆红卫兵墓地,文革武斗中造反派“八一五”部分死亡人员集中埋葬于此(图源:VCG)

1967年7月3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注: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的简称,是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将周芳英、邓树荣(注:均为重纺五厂工人,八一五纺织兵团成员,在北碚两派武斗中被刺杀身亡,对方亦有死伤)等5具尸体送来重大,在民主湖畔防空洞内用甲醛浸泡展出后,由于处理方法不科学,尸体外部没有腐烂,内脏却腐败了。从伤口里冒出许多泡泡来,腹部胀得像大鼓。怎么办?重大815总团勤务员黄顺义想到了我这个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学雷锋标兵”。

7月7日,当我正准备离开学校回老家躲武斗的时候。与我同班的黄顺义(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和负责后勤的贺尔金来找到我。黄先夸了我一顿,说我学雷锋很出色,很得人心,是个好同志。又说,运动初期反对他们造反是由于对运动不理解,莫往心里去。然后才切入主题:希望我负责把周芳英等人的尸体处理安埋了。

当时人们还不知甲醛对人体的毒害,只知尸体又脏又臭,且甲醛气味刺激得眼泪、鼻涕四溢,难以忍受。正好有四个西师831的俘虏,总团交给我协助处理尸体,并许诺处理完了之后就放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我带着四个喽罗走马上任了。为此同学们给取了个绰号“殡葬连长”,以后又改称“尸长”。

我先去木工房联系做了几口棺材,再去沙坪坝百货公司购了一匹白布,然后去汉渝路药剂校旁边的四方井8号找到专门处理尸体的王银山(外号王老幺),当时他裹一具尸收费10元,像周芳英们这种腐尸是20元,穿衣10元,上下车10元。那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12元呀!虽说处理尸体费用可以报销,但用着学校的钱我也心痛。我到校医室领了一捆口罩,一个人发一张。又领了两双长长的塑胶手套。俘虏们从池中将尸体一个接一个捞出来,冲冲水,再抹干。王老幺用白布裹好,再放入棺材,抬到二教学楼(全石料外墙的工学院)外的沿江马路坎下,挖了五个坑掩埋了。

说内心话,开初叫我去埋尸首,我是不乐意的。又脏又臭不说,即使我这样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沟也感到麻酥酥的。特别是伏尔马林一熏,几天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啊!晚上我落泪了,谁叫我“家庭出身不好”(注:地主成份),当了“狗崽子”,又鬼使神差,运动初期为了保校党委,保郑校长,那么起劲地反对黄顺义他们造反派呢?!……唉,更可悲的是后来,我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倘若我不去埋死尸,我这一生的自传就不似这般晦气了。

埋尸体的日子,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任劳任怨”。开初人们不认识我,只知处理尸体的是俘虏,815派的人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就虐待这些处理尸体的人。我为此挨了许多的脚尖和拳头。特别是当气愤的看众打俘虏时,我去劝阻,人们以为我在反抗,那脚尖拳头的力度更足,在我身上留下了斑斑驳驳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刚把周芳英等5具尸体埋好,长安厂包自成(注:在厂内两派武斗中被钢钎刺死)、二七总指挥部的李叶明和六中学生陈乐洲(注:李、陈二人在7月7日攻打二轻局大楼时被守楼的二轻兵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尸体又拉到重大来了。7月份大热天,尸体已开始变质,有点腐臭,必须早日入殓掩埋。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怎么办?我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坡上早已修了块墓地。那时沙坪公园门票只要两分钱。我经常去玩,偶然间发现的。里面原先埋着周总理的父亲和岳母,后来迁走了。以后有五座解放军烈士的坟墓建在第四个平台上。其余平台,是沙坪公园的苗圃。培育了许多桉树苗和香樟树苗。我向黄顺义建议,同“园林815”联系,利用现成的墓地安葬“815烈士”。黄顺义和我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头头何太福,把此想法告知,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那块墓地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他们是第一批安埋在此的“815烈士”。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起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西师831的几个学生俘虏,我只有食言,等到迁坟后才释放。

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恶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数十年,又流了许多汗、血和泪,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回首往事,不寒而栗。我不善文字,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更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只是凭我追悔莫及、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记忆,把在内心积郁的情感,蘸着我几辈人的汗水、血水和泪水,以自传的形式写出来,让后人从中能悟出些许道理来。只要后代能免除吾辈的灾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7·25”工业校武斗事件(注:7月25日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克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工业学校,重庆两派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之后,重庆武斗连连升级,反到底首先抢占兵工厂,仗着武器精良大开杀戒。沙坪坝附近的杨家坪、江北地区的815派节节败退,抬着尸体和伤员到重大和师专避难。重大民主湖畔的防空洞就成了尸体的集散地。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从前线抬来,处理之后,又一批批地运至沙区公园小烈士墓掩埋。

第一批运来的,有8月2日至5日在建设厂清水池、弯弯大楼、三八宿舍等地死亡的重大301的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注:8月2日,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原订参与攻打建设机床厂以抢夺武器,因内应未弄清对方火力点而临时改变计划参加空气压缩机厂两派武斗,在坦克掩护下进攻对方据点时纵队长谢宗正与队员陈茂明、张显明3人身亡;董继平因钢盔被打掉,头部中弹重伤致残)。还有二十中(育才中学)初二女学生、13岁的梁自巧和机制校女学生、18岁的孙世玉(外号猴儿)。

协助我处理尸体的是“7.25”从工业校抓来,经审讯后扣留下来的俘虏,沙区交警六中队的何开泰,据有人揭发,他是工业校反到底的幕后策划人(即所谓的“黑高参”),而且在815派攻打工业校时用小口径步枪打死重大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的狙击手就是他;还有雷午生是工业校反到底的一号勤务员,此人家住小龙坎重庆传染病医院附近;夏绍伦是工业校反到底武斗队队长;另一个王槐定是搞宣传的。7月26日释放工业校俘虏时留下来的十来个人,除这四人外都先后释放了。这四个人就是我处理尸体的第一批“专职”帮手(处理周芳英等人尸体的西师831那几位同学除外)。重大校内302治安部队派了两人专门协助我晚上看管他们。囚室在学生二宿舍底楼旁一宿舍那头第一间。白天由我支配,吃饭由我去饶家院武斗队食堂领取。

二十中死难学生梁自巧,生前我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告诉我们,她生活得很开心,很幸福。她时常来我们班,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年龄虽小,却是二十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尸体抬来,我愣住了:“这不是前两天还见过的小梁妹儿嘛,怎么就牺牲了!”送尸体来的人告诉我,她是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牺牲的。他父亲梁大高是建设厂工人,梁自巧是他最心爱的唯一的女儿。

梁自巧是我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由于她很胖,在大腿和小腹下面腹股沟划开皮肤找股动脉时,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开初把针头插进那“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射出来溅到我右眼里,我眼睛感到一阵剧痛。赶紧叫何开泰、雷午生把我扶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冲。过了许久,虽然眼睛没有灼痛感,但右眼什么也看不清了。医生殷德军赶来,才知那“股动脉”是一条神经。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在那腹股沟里,股动脉跳动的地方有三根管状物。上面一条白色的,实心,是神经;第二条,也是白色的、中空的,那才是股动脉血管。因为人死时心脏慢慢停止跳动,血压不进动脉管,留在静脉血管和心脏里。底下那根殷红发黑的是静脉血管,里面充满了血液。殷医生给我洗了眼,上了药,贴了一块纱布。我用一只左眼继续为自巧输“伏尔马林”。输完了把她尸体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点苯酚(石炭酸)。

第二天她父亲梁大高赶来,我伸手到水槽中抓着她的裤腰带提到水面让他看,他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脑袋往水槽上撞。围观者也为之动容,跟着哭……

机校死难女生孙世玉,1.65米的个子,很清瘦,肌肉长得跟男孩子一样,据说是校女篮运动员,因为她姓孙,且又瘦,因此得了个绰号“猴儿”。她是815派失守杨家坪往沙坪坝撤退时,被反到底射杀的。给她注射甲醛时我有了经验,输得很顺利。孙的尸体没有浸泡,我给她裹了尸,穿了一套机制校武斗队穿的红色运动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工整,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她亲人来看了才入殓。梁、孙二人的尸体入殓后,由她们各自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重大301(注:在校外作战的武斗队)的谢宗正等人,安葬在学校后门外松林坡顶草坪里。没有像唐世轩、张全兴的尸体那样在图书馆设灵堂,让人凭吊。

机校的同学来掩埋孙世玉时,诡秘地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撤退时在卫校(机制校和卫校当时都在袁家岗)将关押的七个反到底派俘虏全部枪毙了。后来去看,少了个女的,地下血迹拖了很远。很久以后听说那个姓王的女生逃到了成都。得到刘结挺的重用,安插在省革筹中一个部门,还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揭露815罪行。

两天后,重大同学刘文举(注:机械系四年级机造二班学生,在空压厂武斗中大腿中弹后失血过多身亡;一说为医生在抢救时输错药剂致死)的尸体抬回来了。他死于途中,还没有僵硬。我给他输了甲醛,裹了尸,穿了一套军装,扎了腰带,戴了军帽和红卫兵袖章。他是北碚天府煤矿人。父亲是矿工,根据家属要求,他没有埋在松林坡,而是运回老家天府煤矿。父亲、母亲和妹妹来接的他。他父亲说:“家里很穷,文举生前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他走了一定要照个全家福作纪念。”人都死了,这点要求算什么?我亲自把全家送到沙坪坝双巷子照相馆里,把刘的尸体推站起来,我抓着他的腰带躲在后面,稳住尸体保持站姿,他的父母分站两边,妹妹站前面,咔嚓一声,灯光一闪,照了个“全家福”。照片是我去取回校交给刘文举班上的同学给他父母送去的。照片中的刘文举栩栩如生,挺有“红卫兵”气质。后来相馆摄影师在沙坪坝碰到我,对我好生埋怨说:从那以后有些顾客听说有死人来照过像,都不敢来照像了,对他们的营业很有影响。我说:“当时你啷个不反对呀?!你若反对,我肯定就不会这么办了。”他说:“你们当时背着枪,我敢说半个不字!”我说:“你太不了解我们重大学生了,我们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从来不会强人所难。”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也算过去了。

杨家坪、潘家坪、重医一线战事吃紧,815在石桥铺、平顶山一带云集支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小龙坎交通机械厂青工曹龙生(因他出生于小龙坎,故父亲为他取此名)是反到底派观点。原在部队当兵时,是机枪手。他女朋友袁如颖是双碑二钢工人。他们认为沙区不安全,想跑到杨家坪袁如颖一个姨妈家去躲一阵子,此时杨家坪已是反到底的天下了。走至石桥铺白马凼时,几个815派荷枪实弹的人喝道:“口令!”他们怎么会知道口令呢?自然答不上来。815的就认为他们是反到底的奸细,立即端着枪逼过来。这姓曹的当过兵,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一手,把那对着他的枪管一拉,这就惹大祸了!其余815战斗队员以为他抢枪,一涌而上,把两人抓住捆了个结结实实。在石桥铺临时指挥部里拷问时,拳打脚踢,还用烟头烧袁如颖的乳头。最后和前线拉回来的尸体一道,送到我们停尸房来。

那一天尸体特别多,看热闹的人也多。有些死者的亲人、朋友、同事都在场。听说在战场上抓来两个“砸匪”(注:八一五派对反到底派的蔑称,因反到底派原称砸派)的密探,而且男子还是机枪手,好不气愤,就对曹龙生乱踢乱打,把袁如颖弄来跪起给尸体驱苍蝇,很耽误我的工作,拦都拦不住。八、九具尸体同时送来,输液包裹都搞不赢,中午12点了,午饭都忙得顾不上吃,而且棺材也不够。中途我要去重大木工房催做棺材,又怕我的“助手”——俘虏们趁机逃跑,怎么办呢?我顺手从一个送尸体来的武斗人员手中借来一枝半自动步枪,压上子弹,对空鸣了一枪后说:“我有点事离开一会就回来,你们不要跑,要跑跑不赢子弹哟!”谁料这一枪竟把停尸房上的一根电灯线打断了,停尸房里顿时一片漆黑。我找人去通知电工接线后,就去了木工房。回来后又为一个尸体换了针,已是下午1点过。我才去饶家院为俘虏们取饭。不知为什么曹龙生不吃饭,而且脸色很难看。我以为他中暑了,叫他去洞子里休息,给他打了一盅开水。我就和俘虏们一起吃了中饭又开干。

一直忙到晚上7点过才结束。此时我才想起曹龙生,进去叫他回宿舍,我再去取晚饭。哪知他已死在停尸房里了。后来叫校医兰相臣来验尸,发现他额头上有个胡豆米大小的洞。用镊子进去一探,居然夹出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弹头来!后来我才知道:据沙区红旗饭店内部的人揭发,在我离开停尸房后,该店青工彭大富叫俘虏们跪成一排,用小口径步枪开枪威胁他们取乐。枪肯定不是对着人打的,那么近距离开枪会当场死亡的。而且也不可能只打进头皮几公分。况且是在背后开枪,弹头怎么会从前面进入额头呢!也许是弹头打到防空洞石壁上反弹过来造成的。为此彭大富在沙区看守所关押,判了3年刑。

曹死后是他弟弟曹渝生来领的尸,其弟在54军当兵。来时首长吩咐他,不要找重大同学闹,相信问题是会调查清楚的。看得出来,曹渝生忍受了多么大的悲痛。还有那个袁如颖,这一生,回忆那两天的遭遇,也许是恶梦惊魂。也许不会流泪,泪水早已流干了。

帮我处理尸体的俘虏中,何开泰是跟随我最久的一个。从8月初开始,直到9月份他逃离虎口。他在重大整整两个多月,所受的折磨罄竹难书。皆因为那篇说唐世轩是他开枪打死的揭发材料。

唐世轩,重大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是815的摄影记者。从815揭竿而起到他1967年7月25日死于工业校时,许多照片都是他和学校宣传部门摄影师廖老师的杰作。唐是独子,家住建设厂民主三村一栋五户联住的平房,与“八一兵团”6月23日死于重医附小的余成英是邻居。余是在他影响下成为铁杆815的。唐世轩的父亲唐元浩,建设机床厂总装车间老工人。少年时就在绥定(现达州)军阀刘存厚所办兵工厂当工人,用土法造枪,技术精湛,解放后是建设厂第一批技术骨干。中年时与丧偶且育有一女的邓宗美结婚。

独子去世又不能再育,老两口好不伤心,终日以泪洗面。他们迁怒于何开泰。而且要命的是杨家坪失守后,唐世轩所在班同学把唐伯和唐妈接来重大照顾,也住在二舍。何开泰裹尸上、下班都得从唐伯、唐妈住处路过。唐妈经常在世轩同学面前哭泣。这样何开泰免不了经常遭毒打。锄把、扁担扫在他腰上、腿上,走路总是拖着伤腿蹒跚而行。何开泰是我处理尸体的得力帮手,他受了伤对我很不利,因此我总是尽力婉转地保护他。每次,唐妈总是抓着我又哭又闹,说我“敌我不分,资产阶级人性论”。

为了鼓励俘虏们为我卖力,我经常偷偷地给他们弄些好吃的,是当时“难民”们也难于吃到的。其实是在饶家院301武斗队食堂捡些301战士们没有吃完的肉类菜肴拼凑起来的。唐妈看见了,也要哭闹。我只好把肉类菜肴埋在饭盆底下,并叮嘱他们吃饭时尽量避开唐妈。有一次露了馅,唐妈大骂我一顿,并向301后勤部长陈捷(外号骚部长。因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告了我一状。陈捷在二、三舍之间“佘国华讲台”(注:文革初期重大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在三舍前一石台上发表“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反党黑帮”的演讲,后该处被同学们戏称为佘国华讲台)处碰见我,用驳壳枪点着我胸口说:“尸长,你啷个搞起的,使唐妈哭哭兮兮的,你以后小心点,不要使烈士家属呕气。今后要改正,不可对俘虏太仁慈,否则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语气,倘若我当时不靠裹尸炼出了点胆量,肯定会被吓瘫在地。

从那以后,我照顾我的“帮手”们更隐秘了。盐茶鸡蛋只有藏在衣袋里揣回来让他们躲在旯旮里吃。夏绍伦因为是工业校反到底的武斗队长,遭的打也不少。特别是301的在战场死了人,尸体抬回校的时候,有些上战场打活老虎没有勇气,派性又挺强的人,只有在死老虎身上出气。夏是个挺有骨气的人,每次遭打不躲闪,从不哼一声。我在猜想他心里一定充满了仇恨。

没几天,不知是谁又给我送来两个俘虏,是猫儿石重庆造纸厂(文革时叫“永红造纸厂”)两名反到底“干将”钱某某和蒋某某。我努力回忆他们的名字,没有成功,毕竟时间太久了。反正姓氏还记得。是两个近50岁的人。恰恰当天,二十九中送来九具腐败不堪,尸水横溢的尸体。是一车赤手空拳,仅拿着《毛主席语录》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宣传队的娃娃们,加上一个重大同学苏玉发,两个财贸的,正在帮财贸815总部搬家,被反到底武斗队开枪射杀。最小的一个女生杨武惠,8月4日死前一天刚满14岁。他们死后好几天才转送来重大。那些尸体已腐烂不堪,不能注射甲醛了,下车后立即用白绸包裹入殓。当天下午就送去沙区公园埋了。是我亲自调的车,亲自押俘虏去埋的。

我是“尸长”,主要任务是收尸,并不负责关押俘虏。我用的俘虏是有限的。视尸体多少而定。一天有人送来两个俘虏,我没有要,叫他们押走,另外找地方关押。我见302部队的M跟押俘虏来的人说了些什么后,亲自把那两个俘虏捆起来,交来人押走了。武斗时期,这种事多如牛毛,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我进了沙区看守所,结交了一个狱友,他是新桥重庆铝制品厂供销科长姚福祥。1968年我搞毛主席像章到他厂里去加工铝板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在看守所相见,自然得到已在劳动班劳动的他许多照顾。后来我也到了劳动班,与他朝夕相处。问他为什么蹲看守所。他说武斗时在战场上枪毙了两个俘虏。这种事武斗时司空见惯。我仍然没有往心里去。直到1980年对我判刑时,念判决书,把我毫不知情的死人划到我账上。我仍然如坠五里雾中。对法官大吵大闹,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在省二监狱服刑期满,留在监狱教育科工作。有事去六大队,有个叫戴志贤的犯人拉着我道歉说:“尸长,我对不起你!”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遂问他:“啥子事对不起我?”他说:“那次我送两个俘虏到重大来你没有收,你们重大有个背枪的同学把那两人捆起来叫我弄到战场上去放了,在背后放冷枪就枪毙了。后来清理此案时,我就咬定了你。现在我很后悔,不该冤枉你。如果你要翻案,我给你作证明。和我一起投改的旦维良也可以作证……”啊,原来如此!

302部队M同学是个好同学,毕业后在重庆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因工作出色,提升为处长。

枪毙那两个俘虏的姚福祥,东北辽宁人,共产党员,真资格的老革命。16岁参加革命,是54军蓝亦农政委的警卫员。当时蓝是团长。他曾冒死到敌占区去接蓝亦农的妻子,让蓝夫妻团聚。他跟蓝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打到四川来。因文化知识不足,后转业到地方,在重庆铝制品厂任科长。他灾荒年害肿病,去找蓝亦农,部队上虽粮食定量高一点,但粮票也不多。蓝告诉他,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绝对不可以超越群众多吃多占,考虑到他是个大汉,粮不够吃,蓝叫妻子把节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对54军有这份感情,自然派性就足了。他身材魁梧,虎臂熊腰,近一米八的块头,为人耿介,人称“姚大炮”,家住陈家湾。后来他被判刑5年,仍回铝制品厂工作。唉!该死的“文攻武卫”害了多少好同志啊!

法庭宣判时,我对横空飞来的那两条人命罪拒绝签字,决心上诉。后来,与我要好的沙区看守所 警察谭礼轩劝我:“崽儿,你上诉有屁用,老实告诉你,你们文革的案子是市政法党组定的板,法院只是完成个手续,你不要跟法院的同志吵,凭你承认的那两条人命,判你13年也不冤,你就算把这两条命说脱了,照样判你13年,何苦呢……”我没有上诉,结果一月后裁定下来,说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等六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具体情节一点没有,寥寥数行字,结了案。当时裁定书上的签字审判长是某庭庭长王旭,他后来是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退休后赋闲在家,我和我的同事王连辉去拜访过他,他说他知道我,因为许多问题存在疑点,市政法党组虽把案子结在我头上,但量刑时是酌情考虑了的。我还去申辩什么呢,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幸运得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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