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和不止一位在大陆的青年学人谈到安身、立命和立名的问题。
我之所以和他们由问题之交进而提到安身、立命、立名问题，是因为文字之交多了，尽管不曾谋面，却也多了几分人之间的友情，他们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因而交谈也就关切到这些涉及学人人生的根本问题。
我并不知道他们各自的气质、处境及对自己的设计。但是我知道，为人一场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演绎。对于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来说，子牙、子房、诸葛是一种，竹林七贤亦是一种，出仕、隐居、潇洒人生还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根据个人的气质及志向，乃至后天的条件，各有其志，也各有其路，实实地不可勉强。
然而，这一切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却和传统社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因为它沿用的一切都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结构，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教会社会，所以它用政治和经济把人牢牢地禁锢在社会这艘船上，跳船和下船不可能，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船上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不同导致了你在选择道路的时候更要对自己所要面对的形势、未来有较为充分并且现实的估计。为此，所谓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历程的风险性或许说更大。这大约也是现代社会中知识人因为个人及社会的不协和而自杀的更多的原因。为此在和青年学人的交往中，随文字交往我希望能够谈点关于安身、立命及立名的看法，并且希望在这些方面对他们有所助益。当然也只是参考及因势利导而已。
1.关于追求知识与社会存在及学位
对于也走向我这条道路的年轻人的实际性的帮助，由于我走的是纯文人的道路，，在这方面的能力日益萎缩，因此我实实地感到惭愧。实际上我也是希望自己的这种能力萎缩，因为过去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尤其是七十年代，我在北京交友三教九流，确实是有些能力，但是自我决心从事思想文字后，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腐蚀性情的敏锐，因此自觉地封闭自己，不再扩展自己的交往。此外，自然就是凡是研究学问及思想的人，恃才傲物是其必然，所以这些年来我不仅主观上自觉地寻求孤独，而且客观上追求的阳春白雪也同样导致和者必寡。
我这样的人，倘若是生活在正常社会中，在年轻时，还在成长的时候即可以进入到学院中，待到他们发现你的孤傲不群，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根基。但是生在乱世，封闭的时代，则注定了你的不入世。而这就注定了我现在的情况。我自知，必须彻底地牺牲“混”世，才有可能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不是自欺欺人的基本的文字及思想修养和工作。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孤独”“困苦”。
古来圣贤皆寂寞，我非圣贤，追求却也让我体会到寂寞。
然而，人的存在组成的世界是很“势力”的世界，你不去拉拉扯扯地混世，没有势力，没有人间的权势位置，你的实际运作的能力及影响就一定会减弱。所以时下我很惭愧，因为一方面自知对于和我交往的年轻人很难有实际的帮助，而另一方面，我却又很是知道，这些有思想、有才华的年轻人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十分需要的帮助。
正是为此，对于走自学道路的年轻人，在进入这条道路的时候我首先就要提醒你们，现在社会的实际形势注定了你们的路甚至可能会比我还要艰难。因为时下你所生存的环境已经完全不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环境，统治它的是来自西方基督教政教分离后的后基督教社会。世界已经是一个基督教社会的彻底物质化、世俗化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它只承认那些在表面的物质及世俗存在基础上的人。对此，我对很多年轻人说，虽然学位的问题一定要看穿，它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它是一张门票，能够拿到，就要尽快拿到。哪怕是合法地糊弄到。我所谓合法地糊弄，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太认真对待它，尽可能快地敷衍它的标准，拿到它。然而你心里却一定要明白，这个学位并不意味着你很行。没有它，当然也不意味着你不行，它只是一张必须的门票！因为时下在西方的影响下，在所谓正常的世俗社会中，你没有学位就可说是几乎被彻底地关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之外。
当然对此你们也不必绝望，因为人生、人世的情况永远不会是绝对的。事在人为！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性就更多了。这尤其是当你想到中国的未来：第一，那些个现在存在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以后一定要重构，因为他们现在是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所谓知识机构。第二，现在那些有学位的人绝大多数是些缺乏能力的人，甚至废柴。第三，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来有民间存在的第三类文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等级社会，它和西方不一样，社会对这类文人学士永远是另眼相看。因此在华人社会，只要努力，发展起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远比在西方社会的可能性要大。为此，对青年人来说，如果有志做一些能放的住、对得起生命及人生的事情，就要立长志，在一个方向上努力，有所长，有别人所不能，才是立住自己的唯一可行之路。
2.谈张爱玲的“成名要早”及现代社会的“名”
安身、立命与立名，这问题对我们作为人而生存一场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它涉及人为何而活，如何而活，活着有什么意义。五十年反叛的经历让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很多以前觉得彷徨模糊的问题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辨识，至少是感觉到了它们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一种彻底的西方来的极端化了的文化。我对此有着切肤的体会。如前所述，现在我认识到了，它不过是一种彻底地世俗化、物质化了基督教文化。除了没了神、没了上帝，用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教会的位置外，没有任何创新。它把人从过去置于上帝的主宰下而变成在世俗的领袖的主宰下，从教义、教条变成观念、党控，人立的所谓宪政之下。人在这种世俗化的西方思想底下是孤立的个体，而非一种和宇宙间生命及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的内容。
在基督教文化中，过去它在上帝的属下，上帝主宰它的一切，他只需信仰、膜拜，关注此生他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人——父母、子女都自有上帝看护，而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即在政教分离后的市民社会，他是世俗世界的个体，毋须受信仰及伦理的束缚，则成了只需关注此生的物与欲的生活。所以，被抛入到现代社会的极端化的产物，党国社会中的我，在二十岁时虽然彻底地从党国中反叛出来，但是直接进入的却已经是西化影响下的世俗化个体领域，而并没有立即有意识地重新思索更为根本的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直接进入的是欧洲政教分离后发生的所谓浪漫主义（romantic）潮流。这个romantic，我曾经提到，它所具有的个人取代上帝的那种膨胀及冲动，翻译成“滥漫主义”更为贴切。它使我把生命看成是以个人、物质及欲望为基础的人的生命、人的冲动的实现。所以我那时，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极为欣赏的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生活过，恋爱过，写作过。”。
——这句话可说是集中反映了近代西方对于生命和人之欲之密切关联的理解，可说是在政教分离、世俗化的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中，个人取代各种宗教曾经占据的位置的滥漫主义的铭言。它或多或少地主宰、影响了我那一代人中有些个性及思想的人。
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强调得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之为名，在中国人来说并非直接、完全地和人之欲望相关，它更多地是和伦理相关，和家族的血脉传袭相关，即和生命的联系有关，和历史的延续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名之为名和生命之更为根本的意义相连，而非表面的欲望及物质。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这代表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生在社会中的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看法。他参透了我们中国人在我们对于天地人的关系，对人的认识的看法。
然而，这种看法，这个传统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的西化席卷下，一切都变了。张爱玲的话大约很有代表性，她反其道而言之，提出“成名要早”。这不仅影响了一两代人，而且甚至是很多并不知道张爱玲的这句话的人也是以此为目标。例如我的同代的很多从事文字的乃至政治的人，他们从步入人生，从在中国社会开始开放的七九年步入与世界的联系起，甚至直到今天，到西方媒体上曝光，猎取声名是他们活着，以及从事文学及知识活动的中心目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张爱玲的说法感到困惑，却不知如何认识。现在我清楚了，这是典型的世俗化、物质化的基督教社会，后基督教社会的世俗文化现象。因为他们没了信仰，没了形而上学的价值及精神的前提，自然“名”、“利”，就是“此生”唯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此生”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它已经没有传统的那些生和生之联系以及伴随它的神圣及顾忌。
为此它也让我明白了，后基督教社会，基督教社会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化、物质化决定了这个没了宗教前提、形而上学前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世俗观念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即各类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而这就注定了“名”在这个所谓现代社会中，后基督教社会中的位置及作用，决定了人们利用意识形态猎取名利的特性。所以和所谓开放同时而来的，从西单民主墙、朦胧诗人们步入人生开始就具有的到西方媒体中混名、甚至骗名，利用各种可能行销自己的倾向，如今依然越演越烈也就毫不奇怪了。
3.从著书忌早谈中国传统的“名”
和张爱玲的成名要早成为对立的是齐如山先生所强调的，来自他父亲身教和言教的“著书忌早、处事忌巧”的铭言。
“著书忌早、处事忌巧”，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做人行事的铭言。我想，年轻的时候——沉浸于全盘西化时期，即七十年代，我是不会理解到这句话的深刻的。时过五十年，由于认识到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多元性，我知道，同一个“名”字，由于出自不同文化，它所意味着的意义不同、内容不同。文化人的“名”涉及的不仅是具体的学问如何，而且涉及最根本的对于“人生”的认知和信仰。
“著书忌早”和“成名要早”对名的看法的根本不同在于，它重的不是名为个人带来的利，而是名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所意味着的意义。由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个人的生命既和在西方社会中曾经是上帝的奴仆的个人不同，也和现在社会中的孤立的个人不同，它是代代相连的生命，是天地人中永存的生命联系及存在的生命。对于这个生命，人当然用人的有限的感知及认识无法企及，然而，中国人却确实相信它存在，于是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来归类它。它认为，这个生命参的是寓于寻常之中，塞与天之间的气，它“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名非一世、一人之所有物，而要经过百代千秋、前生后世的检验，匆忙浪得其名、名实不副、则不仅“欺人”而且“自欺”。因为它不仅和你活着的时候有联系及影响，而且还和你所不知道的身后，不仅和你，还与直接和你的生物存在联系的、你爱的子女，及后世的一切可能和你相关的人有联系。你能彻底地骗吗？你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你骗得了现世，骗不了后世。而于此，中国人还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对于急功近利对人的危害的警告、告诫及教导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其所围绕的都是这个道理。而由此，你就会看到，和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是最重“个人”的“责”与“任”的民族！与此相对，基督教文化要求人们首要的是服从上帝；现世的西方，则把个人推到了无限的绝对中心，最高的位置；而现实的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们，既没有了中国传统的美德，也没有把“名”服从于“上帝”，他们只有个人的物欲而没有个性，是因为他们是受世俗化的党国教育而来。
由此，我们当然也能够看到，张爱玲的“成名要早”，实在是五四后全盘西化的产物，是反传统，反中国文化之道而行之的产物。它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文人精神是颠覆性的，可说是西来而最终由党国推向极端的文化革命潮流中的外一篇。
为此，我极端厌恶张爱玲的“成名要早”的说法，而牢记齐如山现实的“著书忌早、处事忌巧”的叮嘱。我以为，治学、立命、立名，不能够急功近利，要慢、要逐渐，要扎实。也正是基于这点。为此，我希望对每一个年轻、能够读书的人说：切切离现实政治要远！因为读书治学需要一个漫长的修养砥砺自己的过程！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想过这些问题，是否黎明即起，是否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设计。我是已经很认真地在考虑来向我求教，和我讨论的年轻人，如何做，能够点点滴滴、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学、立命、立名。而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愿意走向我这条路，那现在就应该考虑如何在现实的学界、思想领域起步、迈步的问题，即虽然不是要早日成名，但是要及早提出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方向、思想倾向。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后来者、后发制人会有很多不利因素，事倍功半。即如齐如山，他对于中国文化及京剧问题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的一〇年前后，此后走了半个多世纪。
“做事针针见血、一步一个脚印”
一九七〇年冬季我登泰山，山脚下的一块不大的刻石铭刻了这十二个字，它影响我一生。我以为，它涉及治学、立命、立名。而这三点则要求你绝对不能够急功近利，要慢、要逐渐、扎实。
积我七〇年到今天将近五十年的经验，我看到，成名要早——那个“名”常常是虚的，名不副实，而这就决定了你一定会付出人生的代价，补交学费，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结果，它让你由于年轻无知，误入歧途，而在此后无法回到正途。而如果是“欺世盗名”，那在思想史、学术史留下的结果一定是更大的悲剧。
不是成名要早，而是针针见血；青年人要切切牢记著书忌早，一定要步步扎实。
这是积我五十年反叛，五十年追求的教训。
2018.6.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