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
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
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
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66年）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
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
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
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
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1968年）3月27日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
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
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
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
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