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1968年）3月27日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
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
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
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
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
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
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
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