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中一些既谑又雅的“荤段子”，里面的雅趣，是那个时代的学人的风格。
举几例：
一：余与海宗（指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阅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二：之迈（指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指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指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指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指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这些诙谐雅趣的“荤段子”可能有人看不懂，并不觉得好笑。但能理解文中词义的人，就会入耳喷饭，乐不可支。
如“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效果。如“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性”的意味十分明显。如“蚕室”是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温室一样暖和，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是对文人情趣的自嘲。
比之今日社会上的一些无聊段子，自是高下立见。
一切都俱往矣。
后来这些文人雅趣，都被说成是封建糟粕，是反动文人的精神糜烂，遭到了革命者的痛斥。
何止是痛斥？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新政后受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蔑视与糟践。
一九五七年，潘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
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命令潘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恳求携一小凳，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被迫坐在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一九六七年年五月潘先生病重，疼痛难忍，竟不准医治，只能在家惨痛哀嚎，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留下惨痛遗言：“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
这不能不让人动容。
这四个特殊遗言，不是潘先生一个人的写照，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由于权力的高压，一些历史真实被长久地淹没和掩盖，善良的学人，对暴力，须合作，不合作就会面对死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晚，老保姆看到潘先生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因为潘光旦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好友。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便逐渐停止呼吸。
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一代大师，竟这样凄惨地撒手人寰。
回首当年，国民政府败退撤离大陆，偏安台湾，新政初建，清华四大哲人潘光旦、叶企孙、陈寅恪和梅贻琦，除了梅贻琦去了台湾，其余三人都义无反顾的留在祖国。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除了梅贻琦先生在台得以善终，其余留在大陆者俱都凄惨而逝，无一例外。
悲夫！
窗外大雨滂沱，夜不能寐，索性举杯自饮。
夜雨敲窗听不得，点点尽是断肠声。
魂兮归来！
（备注：部分资料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