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把我们送到农村劳动。农村里也分了两派。也有“坎诺”（藏语：“造总”，即“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良则”（藏语：“大联指”，即“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但我们哪派都不能参加，那时候我被划成了“策任巴”（藏语“成分”的意思，专指成分不好的人），属于改造对象，两派都可以叫我们去干这个干那个。
我们奉命去大昭寺（位于拉萨中心，被公认是西藏最重要的寺庙）送猪饲料时，看见大昭寺里面猪多得很，当兵的还在里面杀猪。整个寺院除了“觉仁波切”（藏语，指大昭寺的主供佛像，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一个佛像也没了，全都被砸光了。“觉”身上所有的装饰都被拿走了，除了厚厚的灰尘，什么也没有。“觉”的膝盖上有一个洞，本来不大，但因为经常有人拿着勺子又挖又掏的，所以那洞好像变得有点大了。从那洞里掏出来的是一种像黑炭一样的渣滓，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很珍贵的藏药，叫“佐台”。当时我和大贵族拉鲁•次旺多吉（贵族，曾当过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和藏军总司令，现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一块儿劳动，他叮嘱我，去大昭寺送饲料时，记住要带勺子。我问他，带勺子干什么？他说可以从“觉”腿上的那个洞里掏出“琴典”（藏语：法药），加持力很大。拉鲁属于劳动改造对象，也去大昭寺送过猪饲料，他说他每次去都要带上勺子，掏些“琴典”来吃。
文革时候最难受的是人死的时候，不能像过去那样办后事。就是自己妈妈去世了，也得自己背着送到天葬台。那时候连天葬师也没有，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尸体。不过后来有色拉寺的一个喇嘛悄悄来帮忙，这样稍微好一点。我经常帮别人这样去过。文革时候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了。而且人死了，不能放在家里，马上就得送走。医生阿旺啦的爸啦刚断气就送到天葬台了，结果尸体被划开时居然还是热的，这说明人还可能没有死，只是昏死过去了。洛嘎市长的父亲是一个“阿达”，被斗的时候，有个人使劲地戳他的鼻子，他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可是却被人说成是死了，立即送到天葬台去了，结果划开时也是热乎乎的，说明人没有死。可是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给谁去说呢？没有说理的地方啊。
那时候经常枪毙人。只要说去印度就要被枪毙。枪毙了人还要问家里人要子弹费。大贵族桑颇（桑颇•才旺仁增，担任过噶厦政府的一系列官职，因与中共合作，在一九五〇年代被授予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虚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小儿子被枪毙了，就因为他想“叛逃”。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还有朗东苏巴的女儿和她的弟弟，还有一个喇嘛。这个喇嘛打了卦，说是可以跑脱。朗东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在一起劳动过，她在走的前一天还叫我去“高级洒康”吃饭，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印度，我说不去，我要留在拉萨。七天以后想不到他们被抓了，在“波林卡”（拉萨人民体育场）开了大会，三个人被枪毙了，女孩判了二十年的徒刑，85年时到了印度达吉岭，后来去了美国，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三个人都很年轻。桑颇的小儿子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是一个瘸子，他逃跑的时候可能桑颇本人并不知道。实际上他在被枪毙之前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还是被枪毙了。那桑颇，他可是一位“爱国人士”哦，还当过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结果连自己的儿子也保不住。
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当年的积极分子又变得很信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吧。到底害怕什么呢？也许是怕死吧，可是很多人都已经死了，这是因为因果报应啊。印度不是有个达吉林吗？那里过去也发生过砸寺院、毁佛像的事情，就像我们这边的文化大革命一样。那些人现在都投胎变成了很怪的人，有的人三条腿，有的人有两个脑袋，都是奇形怪状的人，当然有人会看出来的，像那些有修行成就的人，他们就看得出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听说有一个在砸大昭寺时去砸“土几钦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人，后来就在武斗时被一枪打死在“土几钦波”的门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那个“六•七大昭寺事件”中，那个人是“造总”的，他被解放军的枪打死在“土几钦波”门口。这是真的。
达兰萨拉当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几钦波”佛像时，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总是这里哪里有毛病似的，没法顺利地塑造成功。于是，就说可能是没到时机吧，先放下再说。当西藏这边发生文化大革命时，大昭寺的“土几钦波”被砸了，当时正好印度那边又重新塑佛像，没想到这一次很顺利，很快就塑好了。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这边的人去印度时，说起这件事，居然时间是一致的，这表明西藏这边佛像的灵魂去了那边。
毛主席最大的错误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也帮助了很多人。达赖喇嘛也说了，没有这样的人，世界也不行。有些人很富裕，有些人很贫穷，连吃的也没有，以前的西藏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尼泊尔有不少支持毛主席的人。毛主席的革命改变了一切。但他的错误也很大，甚至比错误更严重。
不过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的福气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是乞丐，再怎么帮助他，他还是乞丐；有的人从来就很富裕，再怎么剥夺他，他还是又会富裕起来。这还是跟因果有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