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15日，朋友们相聚翠湖茶座，张平中笑谈自己蒙冤受难的经历。
他说：1957年整风时期，我在整风办公室当工作员，像我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异已分子”，怎能进入那样的机构当差，说起来是场误会。
整风期间吕逢全市长是宜宾市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动员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他是山西人，我听不清楚他讲的话，将凳子移近他的身边恭听，认真做笔记。吕市长以为我是在亲近他，会后，点名要我去整风办公室。当时，我是何等荣幸啊！同事羡慕的眼光，叫我飘飘然。
“反右斗争”中吕市长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当了极右派分子。
整风期间我没有说不应该说的话，很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咋敢向党提意见嘛。
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很谨慎，见着领导，看见同事，总是裂开嘴唇，眯起眼睛，并非有意阿谀逢迎，讨好卖乖，实为保护自己。
打我成右派，我是心悦诚服的。但是，打我成极右分子，有些迷惑，我有何德何能享此“殊荣”。我平时不多言，不多语，虽不算温良恭俭让，但也是和颜悦色，不敢得罪人。因此，人们对我这个连屁都不敢放响的胆小鬼，何以成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也有些儿迷茫，或者说，有些儿同情吧。
不久，有人问我：“平时看你很老实的，嘿！看不出来，你还胆敢恶毒攻击张西挺书记”。
我大吃一惊，哪年哪月？何时何地？我恶毒攻击过张书记嘛？那个人说：“别装起不懂，你背后散布：‘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
是啊，说过这句话呀。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呀，是罗汝汉说的呀。
事情原是这样：有几个同事在一起议论张书记的警卫员，说警卫员犯了什么罪？半夜三更弄去劳改。罗汝汉说：“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这句话不反党嘛，也不反社会主义嘛，一点都不反动嘛。我左思、右想，经过认真反省，才恍然大悟。张书记和警卫员的绯闻，早已流传很广，我曾暗地里为那位警卫员的政治前途算过命。自古以来，无论古今中外，做男妓的都是荣华富贵。俄国女皇叶卡琳娜的情夫，哪个不是权势中天。武则天女皇的面首，哪个不是骄横跋扈。就是现代富婆养小白脸，出手就是名车、别墅。张书记是宜宾王，警卫员献身，女王心身愉悦，警卫员的政治前途无可限量也。我料定，此人很快会官运亨通，成为我们的领导。我这个人，书生气，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未能深刻理解：此时此地是真理，彼时彼地就是谬误的真谛。时代不同，主子不同，当面首的命运也不同嘛。有一天，张书记要警卫员送信到黄沙河劳改煤矿，警卫员一去就没有回来。罗汝汉那天说的那句话，被听话的告了密。这位告密者，又把膀子投错了，投在我的身上。唉！虽然那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是，像我这样的“阶级异已分子”，人家随便弄点狗屎在我身上，我也是右派，认命了。
罗汝汉是条汉子，拍着胸膛说：“这句话是我说的”。罗汝汉也书生，不但没能取掉我的枷锁，他也戴上了紧箍帽。不久，我被押送到象鼻机床厂、南溪麻纺厂、汉王山茶场、黄沙河煤矿、兴文硫磺矿劳动改造。最后一站，是雷马屏农场的马湖分场，那里的风光好好漂亮啊，可惜，我没有心情欣赏，在那里白白地劳改了几年。
1964年，雷马屏农场“释放”我回家，看到七年不见的、饿得骨瘦如柴的母亲，娘儿俩抱头痛哭一场。娘安慰我说：“儿啊！能看到你活着回来，娘死也瞑目了”。
离开农场时，农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的：“兹有雷马屏农场张平中回宜宾市×街×号。”我拿到派出所上户口。女户籍员说：“这张条条怎能给你上户口嘛？”我慌了，上不了户口，就是黑户，成了黑户，就得不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得不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就没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没有这些票票，就没法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硬着头皮去求当检察长的秦秀忠。秦秀忠土改时当过我们的工作组长，算是“老领导”了。人嘛，不可能全都变成鬼。“老领导”关照了。我拿着检察长的纸条，又去找那位女户籍，二话没说，我从黑户变成了白户，当然没有入红户。说也稀奇，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主任没喊我和五类分子一起开会。派出所的管段民警也没有叫我参加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反革命分子点名。我很感激检察长，高兴了好一阵子。有了户口，没有工作也不行，要吃饭啦。
我去街道办事处要求“参加工作”，街道办事处的人叫我去群运社上班。群运社者，群众运输社也；就是“人民群众”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分子、劳教“清放”分子、无业游民分子、盲流分子运输集中于此也。为何？不言自明也。
我劳改多年，被押送好多劳改单位，都是吃“安胎”，当保管，几乎没有劳动改造，仍然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群运社的领导，就是我所在的居委会主任，特别关照我，分配我到架架车组。她说：“拉架架车挣钱多。”架架车组的组长是劳改释放分子，身强力壮。一看，就知道组长老哥是胀饱了肚子的。老哥正要给工地送石灰，叫我拉边杠。我把绳子套在肩上，一路跟着走。好轻松啊！一点也不费劲，原来钱是这样地好挣。一会儿上坡了，我的绳子还没拉抻。老哥满头大汗，鼓起一对二筒：“你给老子用点劲嘛！”我慌了，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绳子。老哥红着脸：“你抻起蚂蝗腰杆干啥子！”我赶快弯起腰。老哥一路拉一路骂：“你龟儿改造些啥子，架架车都不会拖。”突然老哥一声吼：“甩绳子！下坡啦！”那边拉边杠的兄弟一下子甩脱绳子，我就甩不脱。说时迟，来时快，架架车像脱缰的野马，顺着陡坡飞奔。老哥发现我摔倒在地，被绳子拖在车后，他死死地抵着前杠，好不容易刹住车。老哥气急败坏地把我拉起来，吼叫道：“你给老子是怎么搞的嘛！不要命了。”我哭丧着脸说：“我也搞不清楚嘛。”原来是我背绳子的方法不对。绳子只能挎在挨着车的那个肩膀上，我是把头钻进绳套里，挎在另一个肩膀上，车子飞起，来不及取绳套，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幸好我的命大，只是腿、背、屁股整烂，血将裤子染红了。遗憾的是，老哥不要我了。
社领导又分配我去洋码头运砖，装砖的是个年青女子，长得眉清目秀，还有几分人材，笑嘻嘻地问我：“你是啥分子？”我说：“偷儿，坏分子。”她说：“不是，你是右派分子。”我说：“你怎么认出来的？”她说：“你们这种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人民群众”长有金睛火眼，一看，就认出我是妖怪。社领导规定每人一趟运砖二十匹，年轻女子一只撮箕给我装了八匹，共计十六匹。我咋个担得起嘛。女子莞尔一笑，给我减两匹，还是担不起；女子再莞尔一笑，又减两匹，还是担不起；女子三次莞尔一笑……一直莞尔笑到减至八匹，我才苏秦背剑式地担起砖爬坎坎。毒日当头，火石烧脚，仰头看那数百级陡峭的石梯，即使有年青女子莞尔笑容的鼓励，也吓得我浑身发颤。为了挣钱吃饭，我只好低着头，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顽强地往上攀登，任汗水满身流淌。眼看快要登上码头，胜利在望，精神为之一振，颤抖的脚没踩稳油一样光滑的石坎，一脚滑溜，我连同撮箕、扁担、砖，一起滚在河滩上。真诚感谢那年青女子，一直扶我回家。
社领导批评我：“像你这样的臭知识分子，有何用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法，只好去干人家不愿干的活儿，清扫装石灰的仓库。我的妈呀！那活儿才不是人干的。大热天进仓库，熏的睁不开眼，没有口罩，只好脱衣服蒙住鼻子和嘴，扫帚一动，满屋尘埃，几分钟就得往外跑，头发晕，心儿跳，口干舌燥，不停地喘气，休息几分钟，硬着头又钻进去，几分钟又跑出来……整了一天，一个仓库也没清扫出来。拖着无力的脚，顶着夜色，骡叫、驴叫地呻吟回家。老母亲见我满头“白发”，一身白灰，大吃一惊，俄顷，放声痛哭：“儿啊！老娘就是饿死也不要你去干这种要命的活”。我跪在母亲面前，泪流满面：“娘啊！儿不孝啊。”
我舀水洗身，母亲连忙阻拦：“儿啊，身上的石灰不能用水冲，石灰见水，会把你的肉皮烧烂。”母亲流着泪，用菜油涂我的身子，再用报纸擦拭我身上的石灰。我看着老母亲将舍不得吃的每月供应的二两菜油往我身上涂抹的时候，我的心比我的肉还痛。我恳求道：“娘啊，别抹了，抹完了你吃啥啊！”为了娘儿俩能活下去，我决心脱胎换骨，一定要将自己改造成登翠屏山如踏平地，过长江如跨小溪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皇天不负有心人，虽然我的背弓了，一身晒成黑荞粑，但是，不到半年功夫，我的体力大增，能从翠屏山下担三十匹砖到山顶，每月能挣四、五十元，养活老娘和我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雷庭万均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席卷神州大地。宜宾的当权派纷纷落马，被川南王刘结挺，宜宾王张西挺两口子弄得乌烟瘴气。我这个死耗儿又成“活老虎”，被抓出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排站，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戴尖尖帽，游街示众。
“革命群众”在人民广场斗争走资派和他们的黑干将、爪牙、小爬虫时，面对面排成人巷。我尾随走资派鱼贯入巷时，“革命群众”高唱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宜宾的代理人！”“横扫一切害人虫！”“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愤怒的“革命群众”将“走资派”和他们的黑干将、爪牙、小爬虫和我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死耗子全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跳上两只脚，叫他们和我永世不得翻身。“走资派”个个抱头嚎叫，声声求饶。我满口流血，牙齿被打掉。
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死的帝王，也没有永恒的权力。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唐山大地震，天安门民主运动，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事情，实质是有其必然的规律。胡耀邦推行开明政治，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历次受政治迫害的，人人喜上眉梢，个个“感恩戴德”。宜宾的右派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被改正，又穿起灰制服，又当上国家干部，好不神气。我呢，无人问津。我问组织部，他们说，没有我被划为右派的文件，怎么改正？我去法院要求平反，法官说，没有我被判刑的判决书，如何平反？嘿！这就怪了。我不是右派，为何整我二十多年？我没有被判刑，为何劳改我七年？这就应了孔夫子的圣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唉！算了，我还是只有天天担砖爬翠屏山的命。
说来事也凑巧。组织部清理废档案，在那堆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废纸堆中，发现了有关我的问题的几张字纸。仔细一看，我是货真价实的“极右派分子”。经查证，原来是这么回事：张书记在检举我的材料上，亲笔批示：“此人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趁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实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劳改。”材料上盖了“宜宾市人民委员会”的大印。承办案件的人有些为难，是以市委名义发文，还是以市人委的名义发文决定我当右派？于是，报告请示，惹恼了张书记，指着办案的人大骂：“你敢顶着不办，不是右派是什么！”办案的为此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已被押送劳改队。从此，再没人过问了，时间久了，这几张字纸就甩进了废纸堆。
押送我进劳改队的“法律”依据，就是张书记写的“劳改”两字。主席是“和尚打伞”，张书记也就无法无天。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朕！即国家；权力！就是法律。全中国是毛说了算，四川省是西南王李井泉说了算，宜宾地区是刘政委说了算，宜宾市当然就是张书记说了算。1964年搞‘四清四不清’运动，才清出我是一个没有履行法律程序“判刑”的“犯人”。监狱不能无缘无故地白养活我，于是，“释放”我回家。我不是犯人，监狱不能开《释放证》；又不是干部调动，不能开《调动介绍信》；于是，就写了“我场张平中……”那样不伦不类的条子，搪塞了事。
事情搞清楚了，于是，组织上于1980年某月某日正式行文：《关于张平中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在反右二十多年以后，才正式打我为极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又于同年同月同日行文：《关于张平中同志改正极右派分子问题的决定》，恢复荣誉、恢复团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
改正右派是不能补发工资的。因为，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虽然被改正了，还是右派，所以称为“改正右派”，与“摘帽右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与人家走资派相比，是不能要求平等的。可是，我这个“改正右派”享受了一次走资派的待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牙齿被革命群众打掉，档案里记了一笔，有证可查，曾和我一起享受过“革命群众”铁拳头滋味的领导，出于关怀、照顾，同意在我“一望无涯（牙）”的口腔中安装牙托，并亲手签字：“同意报销”，我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张先生的故事有滋有味，记之，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