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
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
有人说：张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
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宣传张红兵“大义灭亲”的漫画
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
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
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
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
张月升也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
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
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
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
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
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了，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
右二张红兵，右三张月升，左二方忠谋
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
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
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
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
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
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
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
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
年轻时代的方忠谋
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
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
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的职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中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脑而病发身亡。
女儿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方忠谋，她就像祥林嫂一样四处找人倾诉丧女之痛。
据弟弟方梅开回忆，方忠谋曾对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然而还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
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
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
父亲被打，母亲护着父亲，拳脚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挨完批斗，方忠谋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蹒跚着走回家。
“从我记事，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和母亲这样亲密过。他们走得很近，几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肾脏疼痛，然后就尿血了。父亲开始流眼泪啊，母亲就在旁边安慰他：你要想开一点，你算什么呀，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功劳，不也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就从家里面找来一块布、一些棉花，一针一线的缝了厚厚的两只护膝。再罚跪的时候垫上，可能好受一些。”
被批斗的张月升（右下角戴高帽者）
不久之后，方忠谋也在劫难逃：受父亲方雪吾的牵连，她被县医院隔离审查。
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给医疗器械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
隔离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她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的言行日渐怪异。
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炙热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
事发当晚，在讨论文革时，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作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他们不明白，当时的方忠谋精神上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
然而，在文革当中，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疯子，就真的会被放过吗？
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
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
张红兵文革后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
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
“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
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
2013年，张红兵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
在文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四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让无辜的罪犯家属站上“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避免让他们在“亲”与“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
但是，类似这样的人伦之痛，并未从我们的世界消失。它只是蛰伏，一有合适的土壤，就会呼啦啦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