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郜干的话来说，父亲郜阳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属于经历过战乱、饥荒和政治运动的一代人——爷爷来自河南，奶奶来自湖北，两人年轻时都去了N市念书，建立了“朴素的革命感情”。父亲郜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出生就赶上文革，在一个省吃俭用、静默无声的环境里长大，“我爸现在还舍不得那些七八十年代家里用的物件，不肯丢掉。”现在郜干家依然丢放着父亲郜阳保留下来的铁制电扇、旧式石英钟和用了三十多年起锈的取暖器，“我妈管这些叫破铜烂铁。”
郜干小学毕业时，和公公婆婆合住了十年多的郜阳、崔颖两口子终于搬出来单住——是从单位分到的福利房。房子面积不到80平米，但离崔颖的单位非常近，走路五分钟，让她享受到了“下楼即办公”的优越性。
在崔颖的描述里，一家三口过着“并不紧巴”的小日子，用“工薪阶层”来描述这个家庭似乎较为准确：郜阳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崔颖则在一家服务型公司做过出纳、财务直至财务总监，在物价和消费水平并不高的N市，两口子在退休前每年共三十来万的收入在小城市里不算低，而这个家庭的消费，70%用在伙食和教育上——郜阳力主“只有吃好，事情才能做好”，所以家里的客厅专门摆了两个大收纳盒，分别存放水果、坚果和各类零食。崔颖则主抓儿子教育，“我爸妈给我报班从不含糊，初三时最多一周有五节小课，一个月补课就要花掉上千块钱。”郜干说。
和张明父母“忠于祖国忠于党”式的育儿理念相比，郜干倒不觉得父母的思想“有多红”，尤其是母亲崔颖，“有时候聊天，聊着聊着我会觉得，我妈其实什么都懂，但她很会隐藏自己。”
郜干听崔颖讲过一个她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碰上文革，我爸爸，就是你外公当时是保皇派。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月黑风高夜，造反派来家里抓人，你外公就被戴着一顶高帽，拉去游街。半夜三点，街上还有很多人围观啊，但他们都没说话，一个字也没说。”
崔颖依然记得那个夜晚——南方的雨夜寒风蚀骨，饶是气候严酷，街头依然站了不少围观的人。有人在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也有人在摇红宝书。崔颖记得自己穿着一件花棉袄，跟着母亲来到了那个插满红旗的小广场，“我爸一出现，我妈就捂住我的眼。”
棉袄袖管很长，崔颖从袖口缩起一只手，掰开母亲捂在自己眼睛上的手，“眼睛一睁开我就发现，眼前的景象实在是荒谬。”崔颖抹了抹眼泪，“后来我学到了一点：出了事别说话，也别围观，赶紧逃离现场。”说完她拍拍儿子的肩，“我希望你也这样。”
2016年10月28日，北京，中国妇女训练成为合格的保姆，桌子上放着塑料婴儿。
你怎么这么懒？入党有什么不好？
崔颖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和一个苏州人、也就是崔颖的父亲结婚后，两人被分配到了南方的N市工作。
1964年起，中央决定在三线地区（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大规模兴建国防、科技、工业、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数百万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加入建设。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安徽、广西等省开始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后来，人们把这次迁徙潮称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小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背景包括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攻势以及中苏交恶等）。
崔颖的父母，当年就从上海迁到N市支援“小三线建设”。他们在N市结婚、生育、定居，崔颖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从小，生在上海的母亲就告诉崔颖，上海滩多气派，黄浦江多浩荡，法租界多时髦。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带崔颖回上海住上几个月，“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洋气的衣服、帽子，向往梧桐树下喝咖啡的生活。要有机会，我还想去国外看看。”崔颖说。
所有和时髦、洋气有关的记忆，都属于儿时“经常回去”的上海，而那些和痛苦相关的回忆，则大多发生在N市，比如文革。目睹父亲“戴高帽游街”时，崔颖9岁。她告诉端传媒，9岁起她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你没法相信，因为那时候真的人人自危。每个人看上去都正常，但在很多极端情况下，都会变得很不正常。”
所以她教育郜干从小就“不要管别人的事”。“管那么多事干嘛？就图别人给你发个奖状？都没意义，保护好自己才最重要。”郜干还记得，2006年“彭宇案”后，“扶不扶”、“救不救”、“到底应不应该做好事”的话题成了公众热议的焦点，而崔颖告诉自己，“在路上一定要尽量避开老年人，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去扶老人家，免得自己陷进去。”
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多年后郜干回忆起妈妈当年的告诫，“我可以理解她是不想让我有受伤害的风险”。他用“精致的利己主义”来形容母亲，“这么说或许有点重，但一些事情也证明这个说法没错。”
比如一件让崔颖和郜干“几近决裂”的事：入党。崔颖和郜阳都是超过30年的老党员，郜干读高中时，两人就鼓励唯一的儿子入党，老房子的客厅成了夫妻俩向儿子灌输主流价值观的“主战场”，但郜干当时觉得入党“太麻烦”，总以耽误学习为由，仓皇逃进房间。有时夫妻俩会追到房间，在散发暗黄光的台灯下，对着郜干一通“布道讲述”：“你以后就知道爸妈说的都是对的”。郜阳总是拿习题、练习册作为挡箭牌，“那让我以后再入党吧，别打扰我了。”
后来郜干去北京读大学，新生入学日，夫妻俩把郜干送到学生宿舍后开始给儿子“吹风”：“你就写一下申请书，好简单的，找个模板抄一抄，花不了几分钟的，对你以后加学分、找工作肯定有帮助！”
郜干不从，他觉得入党后麻烦事会“一件接一件”，结果被崔颖怒批一顿，拿着手边的充电宝对着桌子一通猛敲：“你怎么这么懒？入党有什么不好？都是为了你好，怎么就不听话？”
“好脾气”的崔颖很少对郜干发火。在他印象里，父母都是那种待人接物合理得体的人，外出吃饭总是事先主动订包房，抢着买单，去超市“扫货”时也不忘想着小区内或者单位里的好兄弟、好姊妹，跟外人从来没生过大气。
“入党事件”是郜干第一次见母亲发火。他没想到，母亲能气得把充电宝敲了足足半分钟。郜干回：“你们不是告诉我不要谈论政治，不要参与政治吗，入党不就是掺和政治嘛！”
崔颖愣了一下，没说话，头也不回地拽着丈夫郜阳走了。
2012年9月24日，河南省漯河市的一家纪念品商店，一个女孩在毛泽东的肖像旁。
为什么当年一个论调，现在完全相反的论调？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
对张明父母和郜干父母这样的60后来说，“政治”是一个空泛、复杂而又无处不在的词。
张明的父亲张立达眼里的政治“就是人事变动”。“小到我们系统内换了哪个科长，大到全国人民喜迎二十大，都和人员变动有关。如果你能从人事变动里找到生存的规律，你就是下一个‘上去’的人。”
母亲向莉则把政治具象化，“融入单位集体，服从领导要求，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她特别看不惯在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的儿子，“你说你考个公务员多好，体制内福利好，铁饭碗，旱涝保收。”
但对体制的不以为然，根植于张明和郜干的观念深处，让他们的家长感到担心。“个人意识太强的话，别人会说你是个怪人，说你不合群。”崔颖曾这样告诫儿子，但后者总能轻松反击：“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人通常就会被说成不合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