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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到泰国!从文革到计划生育 最后的稻草是封城

2022年5月3日,上海因封锁期间,居民坐在一扇锁著的大门后面。

““时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头上,才会成为一座山。””

进入5月,95后张明发现,过去一些敏感话题,开始慢慢在家庭内部脱敏。

比如台海问题。过去,父亲张立达总是振臂一呼或双指扣桌:“打!必须拿下!”现在,他的观点是:同胞当然不能打同胞。

再比如面对疫情,父母曾是坚定的“清零派”。过去一年,张明最熟悉的一个场景是:在位于杭州上城区的家中,在那个他自称“大得能打羽毛球”的客厅里,母亲向莉靠在沙发上刷抖音,父亲张立达侧卧在一旁的贵妃椅,通过手机看股市行情——65寸的液晶电视,滚动播放央视新闻频道关于美国、欧洲的抗疫新闻。“国外死那么多人,就是躺平!”

一聊到“清零还是共存”,张明总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但如今,母亲的态度是:“清零的次生灾害,谁来负责?”父亲则会说,“说国内防疫好的,看看上海的现状吧。”

在张明看来,让父母态度彻底出现“大转弯”的,是封城期间舅公经历的一次意外。4月23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下发通知,要求对区内的封控片区、楼栋实施硬隔离措施。所谓“硬隔离”,即用钢条、金属围栏、围挡焊死有阳性病例的单元楼。

因为同一栋楼头天晚上发现两例阳性,张明舅公所在的浦东某小区当即被硬隔离——即原则上不允许楼内居民外出,包括就医。舅公有一子一女,女儿在加拿大当家庭主妇,儿子在苏州上班,因为疫情管控进不去上海,为舅公请了一位日常看护。但因为上海严格的防控政策,看护进不去舅公家,从四月初浦东封城起,舅公的日常起居,全靠几个好心邻居照料。

24日晚,舅公“心脏突然堵得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治心脏的速效药——那天正好断药了。他赶紧给邻居拨电话,邻居想办法向同一栋的一户人家借了几粒速效救心丸,才让舅公转危为安。

向莉用“简直胡搞”来形容这次意外。“之前看到有人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的悲惨遭遇,我还不信,直到老舅快被隔离政策搞死了,我才发现那些人间惨剧都是真的。”

舅舅出事后,向莉时刻关注上海的防疫政策,生怕哪天“一个拍脑袋的政策一出,又是折腾大一批普通老百姓”。张立达安慰妻子,“你急也没用,咱们眼下能做的,只能是自求多福。”

张明说,自从舅公经历意外,父母房间的灯“经常通宵亮着”。“我爸天天想着把银行里的钱一点一点取回家,我妈就一直刷手机看新闻。”张明也感觉到父母在观念上的明显转变:花时间看今日头条的时间少了,拉着儿子帮忙下载vpn,花时间看/听所谓“敌台”的时间多了,比如纽约时报中文网;不再积极下楼做核酸,“做那玩意没什么用”;会特意叮嘱张明“你在外网看到什么新闻,记得截一下屏,我们也想看看”……

直到6月2日,也是上海解封的第二天,向莉和张立达第一次向张明打听移民的事。

那天,程序员出身的张明刚回到家,一推门,就听见父母问话:“最近有咨询移民中介吗?”“现在移出去是不是比以前更难了?”“如果你出去的话,可以带上我们吗?”

2022年7月1日,上海,人们戴着口罩走过一道屏障。

顺从它,适应它,最终你就会习惯它

在外人看来,张明生活优渥。一个佐证是他位于杭州中心城区上城区的家——那是十三年前、他初二时,父母买下的江景“豪宅”:150平米的房子被分成四个房间,除了父母的主卧和自己的小房间,张明还拥有自己的一个书房。

在全家来到这个江景房居住之前,父母在九十年代末,各自从所在单位分到一套房。自张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住在母亲单位分的70平米的两房一厅,“据说只花了几万块。”等到张明读初二,父母决定买新房,父亲把单位分的房卖了,倒腾出了“一点钱”。当时均价是1.3万元/平米,如今已是翻了五倍的6.5万/平米。

从小,父母就教育张明要“听老师的话”,“为学校争荣誉”,“早点融入集体对你以后有好处”。父亲张立达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退休前在机关单位从事人事方面的工作,一向是公司的“五好员工”,“党员先进模范”。“你爸就是管人事的,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和谐相处,中国社会只有你去适应的份,没有它反过来适应你的道理。”这是张立达经常跟张明说的一句话。

张明记得,小学开家长会时,父亲张立达总穿白衬衫、黑西裤去学校。“班主任也是个势利眼,一看我爸就是机关干部,于是有意无意打探他的职位,‘您哪个系统的啊’、‘您是科级还是处级啊’、‘您电话多少,我记一下……’”张明说。那些时刻激起了父亲对“体制”的深刻认同,也成为他交际时一枚隐而不见的勋章。

在张立达看来,这枚勋章象征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我小时候文革差不多结束了,但老听我父母说出身、成分这些事。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成分是相当重要的——我父亲是贫农,到家里有地的母亲家‘倒插门’后,母亲才‘家凭夫贵’——如果被划成地主阶层,你一家子就完了。”

张明的母亲向莉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时,未来公公在圆桌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似无心地问:“长挺漂亮的,家里干什么的?”向莉当时一愣,没答上来,幸亏张立达为她解围,“她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出身不错的”,才换得公公一个安心的微笑。

向莉在杭州读了大专后,就留在那里工作,如今已经退休。退休前,她在事业单位做行政,平日里最爱玩抖音,朋友圈遍布岁月静好式的“九宫格”照片矩阵。和丈夫一样,向莉对体制的印象是:它会带给你很多好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分房。她依然记得当年戴着黑框眼镜的行政经理走到自己办公桌前,递来一张职工分房信息登记表,“签个字,你就有房了。”

向莉经常回忆起福利分房的“好年代”——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时,在后阳台洗拖把时,在主卧梳妆台打扮妆容时,张明都不止一次地听母亲叨唠过,“不在体制里,我们现在能有这条件吗?”

张明从小在父亲那里学到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在母亲那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则是“别抱怨”。18岁生日当天,向莉向张明送了一份成人礼:美国作家威尔·鲍温写的《不抱怨的世界》。

“我妈老说,抱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抱怨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社会,你与其抱怨,不如顺从它,适应它,最终你就会习惯它。”张明说。

出了事别说话,也别围观,赶紧逃离现场

从上大学起,张明就习惯在饭桌上“抱怨”,一张铺着方格花纹的饭桌,也成了一家三口这几年观点交锋的“主战场”:读书时,张明抱怨评学分遭遇不公,张立达会告诉他“自己问心无愧就行”;毕业后,他在互联网大厂常年996,张立达和向莉心疼他,夫妻俩总会在晚上十点准时去厨房一通忙活,做几道宵夜给儿子备着。家里的门是密码锁,每次听到儿子在门外摁密码的“滴滴滴”声,夫妻俩就赶紧把热菜端上桌,有时还不忘唠叨几句,“早知道这么累,还不如听我们的话,当初考个公务员。”

退休后的向莉喜欢在小区里串门打麻将。有个邻居的儿子在市财政厅上班,“她摸一把牌,就夸一次儿子”,这让向莉感到不适,“后来她一夸儿子,我就去倒水或者上厕所。”向莉说,绝大多数60后对体制都有种执念,“哪怕你赚得再多,你不在体制内,也称不上铁饭碗。”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如何评价60后这一代父母?”问题下方点赞最多的回答是:

“他们懂得自我牺牲,懂得付出和奉献,不懂得什么是放手。所以劳碌一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有网民分析,60后父母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他们是“最苦难的一代”:“生在新社会,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读书遇文革,工作遇到上山下乡,结婚遇到价格闯关,生娃遇到计划生育,中年遇到国企下岗,退休遇到医疗改革。”

每一段经历,都让这些接近退休年龄、或已经退休的60后笃信所谓“中庸之道”,坚定认为“不抱怨”才能“守得云开”,“不添乱”才能“安稳过日子”。

责任编辑: 刘诗雨  来源:端传媒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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