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干的父亲郜阳说：“不同人的看法不一样。我是一个办公室文员，我眼里的政治可以是六四，那年我刚30岁，六四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近指的是如果我当时在北京，很可能也会上街；远当然更直观，现在回看一下，这个事件离我们日常太遥远了，中国也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
对于集体，他认为“对我们父辈来说，集体就是红宝书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集体就是体制，是铁饭碗；对我儿子那一代人来说，集体的概念很微弱，它可能只是一个指代家长作风或者特权阶层的词。”
崔颖在谈到集体一词时，联想到计划生育政策。儿子郜干4岁时，她曾再次怀孕，但为了响应计划生育政策，为了所谓“事关政治觉悟”的集体荣誉，也为了保住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她选择了堕胎。郜干依然记得母亲和他说过的一句话，“你在4岁时本来可以有个弟弟，但我没让他来到这个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向莉身上。和在民企工作的崔颖相比，向莉的事业编更不能容忍违反计划生育。“我们单位当时有个同事，就因为老婆生了的二胎，被领导开会点名批评，在单位抬不起头，说他是三无分子——无组织、无纪律、无集体意识。”
向端传媒回忆起上海舅公的意外经历时，向莉形容“这有点像改变我想法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此之前，她因亲历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些年的反复变迁，对自己曾经坚信的某些事情“开始有了一点动摇”——
2015年的一个周末，她和丈夫在厨房备菜，一边把客厅的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以便一边做饭一边听新闻。两人在听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新闻时，同时对视了一眼。向莉的第一反应是：“既……也要……？拿我们当年坚持只要一个孩子的家庭当什么了？”
2011年年底起，中国实施双独二孩政策。10年后的2021年，中国开启三孩政策。
放开生育的新闻在近十年接踵而至。向莉依然记得，1998年她再次怀孕，哭着喊着想留住孩子，而收到消息后，居住街道、居委会的几个穿着白衬衫的“女同志”就上家里来了，一进屋就拉着向莉的手，“握完也不松开”，一个劲地做她思想工作，劝她“以集体和大局为重”。
胳膊拧不过大腿。街道干部上门后的第四天，向莉在丈夫张立达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那个手术”。她现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春天，杭州的街道上冷清清的，去医院的那条路离家只有一公里，但显得“特别遥远”。进手术室之前，医生问了她几个简单问题，她魂不守舍似的敷衍答了，手却一直攥着丈夫张立达的胳膊。张立达去签手术同意书时，她还特意叮嘱丈夫“签完就赶紧回来”。
做完手术后的三天，她没怎么和其他人说话。向莉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掏空了”。她在公司的记事本上，用钢笔蘸上红色墨水写下了一行字：不能再对自己更坏了。这次是最坏的一次。
写完她给记事本上了把锁，还配上了一把当年特别流行的日记本小钥匙。“当时的感觉，和我现在看到这些荒诞的新闻也差不多。”
她有一个闺蜜微信群，群里有十多个她这些年的好友，都在那个年代只生育了一胎，“我在群里发牢骚，说：‘为什么当年一个论调，现在完全相反的一个论调。我不明白，不理解，不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然后她@了所有人，其中有一半人“在那个年代做过手术”。
有人回她，说“时代变了”。有同样打过胎经历的朋友给她小窗：“我们都要看开点。”只有一个退休前自己开公司的朋友发了一句“唱反调”的话，“韭菜不够割，他们开始慌了。”
2022年3月31日，上海，一名身穿防护衣的工人在上海的外滩进行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