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在探讨“财富的本质”和“如何创造财富或财富的成因”，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给的答案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是国家富起来的原因，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和促进分工的有效手段”。这是迈向理解亚当．史密斯经济思维的一个关键，而了解“看不见的手”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在《原富》里，“看不见的手”或“无形之手”(an invisible hand)这一个词（第四卷第二章第九小段），那里只是它所代表的政经分析原则的一次应用；在《原富》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表面上“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虽没出现，但它所代表的分析原则却得到较周全的论述。如果不知道此一分析原则，那么整本《原富》读起来的趣味便会失去大半。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海耶克（F.A. Hayek）经济哲学的核心，而海耶克中年以后的绝大部分著作，也可以说是用来阐扬该分析原则的。
贸易干预之弊
亚当．史密斯在《原富》的第四卷应用此一分析原则，讨论几个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哲学，其中，第二章〈论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从外国输入的限制〉剖析贸易干预之弊，进而鼓吹自由贸易。他说：“目前以高关税或禁止输入等手段，让某些国内产业享有独占利益的情形非常普遍。……这些政策虽然鼓励了特定的产业，但它们既不会增加一般产业活动量，也不见得会引导产业活动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政府对贸易施以管理，不可能使社会一般的产业活动量，增加到超过社会全体资本所能适应的限度。贸易政策只不过使一部分资本，转向一个若无该政策干预就不会投入的方向。政策着意引导的投资方向，绝不确定比资本自动会投入的方向，对社会可能更有利。……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而每个社会的收入，一定刚好等于其全部产业每年产出物可以交换到的价值，……。
由于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其资本在国内（即，其熟悉的环境）发展事业，而且也都会竭尽所能地经营，务求其事业产出物有最高的价值；结果等于是，每个人都在自然而然的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达到最高限度。一般来说，私人诚然不是有意要促进公众的利益，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促进了多少公众的利益。……在这里，就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被一只自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促进了一个自己意图之外的目的。
私人虽然没有把这个目的放在心上，但社会全体并不因此而较少获益。透过追求自己之利益，私人往往比其真想促进社会公益时，还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公益。……个人的资本究竟能应用到哪一种国内产业？应该怎样运用，才可能获得最大价值的产出？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在各自熟悉的状况下，自己做出的判断，显然会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所能替他做的判断，要来得更好。政治家如果企图指导人们该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则他们不仅不能放心托付给任何单一个人，即使托付给枢密院或元老院，也会有令人不安的权威。这一项权威，如果落入一位大胆荒唐，乃至自以为有资格行使它的人士手中，那就再危险不过了。”
在前面那段散文式的论述里，绝大多数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者，似乎只对自利行为、产品交换价值、和某种社会最大利益之间的特殊联系，感到好奇。对于最后几句关于“资本如何使用，由谁来做判断最有利”的警语，他们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似乎认为，那只是亚当．史密斯个人在鼓吹自由贸易的立场，所提出的一个特殊见解而已，不是一项普遍的分析基础。他们或者认为，亚当．史密斯的警告只适用于政治权威，而不适用于所谓社会科学家所代表的知识权威(也许是因为后者被认为比较客观公正又比较有学问)。若非如此，对新古典经济学相当感冒（但又未能完全舍弃新古典思维）的寇斯（R.H. Coase）也许就不会被误导，乃至觉得“《原富》的主要命题是，经济体系没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也可以有秩序地运行。价格系统（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协调经济活动，而且还能产生对整个经济有利的结果。经济学界在《原富》出版后的一个主要工作，……便是将亚当．史密斯的这个命题形式逻辑化。”
其实，这是理性迷对亚当．史密斯的一个曲解。《原富》里，没有“经济体系没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也可以有秩序地运行”这个命题。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无法取代自发形成市场秩序的那些成规与常例。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对“看不见的手”有较深入的领悟。
“看不见的手”不单指价格系统
亚当．史密斯的用语“看不见的手”，本来不单指价格系统而言。它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分析通则（ a gene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ety）。现代大多数的经济学者只知道亚当．史密斯因着有《原富》一书，而被奉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经济学始祖”，却不知道他也是十八世纪英国一位极重要的伦理学家（moral philosopher）和法理学家（jurist）。他的第一本名著是《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mal Sentiments），他毕生的志业，原本是想以此《道德情感论》为基础，完成一本也许会被称做“自然法理学”（ Natural Jurisprudence）的著作。《原富》的部分草稿，原本是他未完成的法理学著作的一部分。换言之，他的经济学，是他伦理哲学思想的一个引申。这个哲学思想的主要旨趣是，“把社会的起源史，追溯到若干最简单而普遍的构成原理；把几乎所有过去被认为是人为刻意制定的各种制度归结成为，是因人们的行为依循若干浅显的原则，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它并指出，最复杂且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为造作的种种政策设计，其实也许不需要花费多少谋略巧思或政治智慧。”
我们如果把前述的评语，拿来和《原富》第一卷第二章〈论促成分工的原则〉（Of the Principle which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开头的几句话对照，应该很容易看出两者完全契合。在那里，亚当．史密斯说：“产生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型态，原非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亦即，不是有哪一个人预见并且着意追求它所产生的富裕，而才从事分工的。虽然它的发展过程是非常缓慢渐进的，但它的发展却是必然的；分工，是人类相互以物易物的行为性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虽然有这种性向，但没有料到分工会有如此广泛的功效。”相对于人为刻意造作的东西之具有“明显的主观意图”，像分工这种“意想之外的”社会（或互动）行为秩序，可以说，是人类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所促成的。亚当．史密斯创造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一词，确实是用来表达“势所必至”（ necessary）和“非主观意愿所能左右”（ independent of subjective wishes）的情况发展。海耶克将意想之外的行为秩序称作“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是人们事实上（亦即，不是挂在嘴巴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为原则（abstract and universal rules of conduct），而于无意间造成的结果（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
如上所述，“看不见的手”是一个社会分析的原理，它的适用对象是自发的行为秩序。亚当．史密斯应用此一原理研究市场和分工对象，所获致的伟大科学成就，就在于看出，在不断延远扩大的（ ever extending and expanding）经济活动秩序形成过程中，产品交换价格的重要意义。利用产品交换价格所提示的抽象讯息，人们最能够突破个别知见范围狭隘的限制，进而能够为许多知见范围外的人类提供有用的服务，满足他们生活需要，也同时利用他们的技能，增进自己的福祉。
我们必须注意，产品交换价格在此被称为抽象的讯息，有两个用意。第一，交换价格不是产品本身具有的物理性质，物性不同的产品也许有相同的交换价格；第二，在许许多多人之间流行的交换价格，是他们个别的需求与能力的一项综合指标；这个指数不变，并不表示他们个别的需求与能力也不变，亦即，知道这个指标，绝不表示知道其背后的具体需求与能力分布。和个人只限于对亲眼看见或亲耳听到的需求与能力做出回应的原始部落谋生方式相比，依循大商业中心凭以致富的那些文明成规与常例，事实上，可以使每个人更有益于他人。当然，那些商业文明的成规与常例也大多是“因人们的行为依循了若干浅显的原则，而必然且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即使是“最复杂且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为造作的种种政治策略设计，其实也许不需要花费多少谋略巧思或政治智慧”。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无法取代这些成规与常例，以及人们依循它们互动所产生的价格讯息，因为人们依循如此产生的价格讯息一再自我调适，而自发形成的整个经济活动秩序，所涵盖的变数之多，其间关系之复杂，绝对不是任何人类智慧和知识能力足以考察周全的。
在市场自发秩序里，人们需要价格的指引，因为每个人所能掌握的具体供需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具体资料，不管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或个人偏好方面的资料，无法全盘掌握，不仅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谋生之众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事实，同样也是研究该种秩序的学者绝对无法超越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和亚当．史密斯（以及海耶克）经济思维的分水岭就在于，前者逾越了人智的分际，僭拟了超人的能力，乃至把假设的知识当作真知。所谓的“资源配置问题”就是一个显着的例证。“在给定生产力和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相对（交换）比例如何在市场上决定”如此这般的研究取向，把原本是因果关系的经济理论问题扭曲成数理逻辑问题，而对于此一微妙的扭曲，不够敏感的大多数所谓实证经济学者，则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思想矛盾而不自知。
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学者一方面似乎相信“经济体系没有政府管理或中央统一计划，也可以有秩序地运行；价格系统（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协调经济活动，而且还能产生对整个经济有利的结果”，亦即，似乎相信“看不见的手”。但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却又清楚地透露，自己企图算出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价格，好取代那只“看不见的手”，亦即，他只在嘴巴上相信“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家的思路
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家，都忽视或不了解亚当．史密斯所指涉的“人”，他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主观价值判断的“行为人”，无法“标准化”，奥国学派学者就抓准了这点。研究奥国学派理论的已故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就此作了清楚的诠释，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为我的《经济学的天空—一位经济学徒的管窥面》这本书里所写的序言〈经济学家的思路〉中就这样写着：
“1.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我想这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一句话。但是，问题的发生，是在这句话的那个‘人’字的正确概念，没有被所有念经济学的人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2.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3.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
4.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绝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绝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5.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的‘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年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合，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合。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6.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7.如果我们把上述5、6两点引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第5点所谓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第6点所讲的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像第6点所讲的那样，前者对于后者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夏先生认为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才算是走向经济学家的正路，才能有望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当今的所谓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经济工程师”，甚至还有“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夏先生又说：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顾名思义，我们就想像到：他的专业是在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他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行行种种的主观意志表象。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在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夏先生说：
“‘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一头衔，其本身已经足够显明，用不着再多加解说。但我们也应知道：这类人物虽然大多是受雇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那人或那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但也有不是代表别人，而其所争取的正是直接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这类人赤裸裸地讲出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那当然是光明磊落，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却每每把内心的真正企图伪装在富国利民的宏论中，藉以在舆论界造势！”
夏先生于是感慨说：
“长久以来，在经济问题的舆论中，一向掺杂着各类人物的手笔，而为一般人所不知辨别。这不仅台湾如此，别国亦然。但在现阶段的台湾，因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的剧速转型而引发的经济问题特别多，也显得特别严重，于是见诸报刊的经济言论，也就叫人目不暇给，其中出自上述第二和第三类人物的也更多，出自第一类的很稀少，即令有，也难得掀起纯洁的热情讨论，以至无助于舆论的健全。
舆论界既是在这种情形下造成声势，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将会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举一两个例子来讲，过去受政府决策保护的所谓‘策略性工业’，到了高喊经济自由化的今天，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叫做‘明星工业’。这不是经济工程师的心态还在作祟吗？至于财经金融措施之受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之影响，更显见于去年(一九八八)股市风波的时候。目前，通货膨胀已开始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此议论纷纭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是些扬汤止沸的主意，很少人回想到多年前经济学家的事先警告而在作釜底抽薪的考虑。这又显出经济学家的意见之如何不受重视，因而其声音之趋于消沉。”
夏先生说的第二类人物就是“经济工程师”，第三类人物就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而他在一九八九年所说的那些产业政策和财经金融措施，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但没有停止或减少，反而更加浮滥。“有形之手”干预力道更强大，范围更宽广，“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或市场机能被压抑、被取代，甚至于被抹黑！亚当．史密斯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原富》的确已是“大家都知道都听过，但没人看过”的“经典”钜着矣！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