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认为宇宙中的秩序和规律是神的力量的体现。他强调，科学尚未能证明或否定神的存在，因为人类的感知能力和科学的范围是有限的。
1992年，耶鲁大学物理学家亨利‧马吉诺博士（Henry Margenau,1901—1997）和著名作家罗伊‧亚伯拉罕‧瓦吉斯先生（Roy Abraham Varghese,1957—）综合了62位世界级科学家（包括24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出版了《宇宙、生物、理论：科学家反思科学、上帝以及宇宙、生命和人的起源》（Cosmos, bios, theos: scientists reflect on science, Go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life, and homo sapiens）⁵⁵²。
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自然界的统一规律、宇宙万物的精密设计，“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宇宙、万物和生命只能由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所创造。
我们在前三章已经详细论述了人体器官、系统、基因等的精妙复杂，如果不用造物主的设计和创造来解释的话，根本无法理解。
美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克里克博士（Francis Crick）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表示，生命的起源似乎近乎是个奇迹，因为要满足这过程所需的条件非常多。
澳大利亚分子生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麦克里迪教授（Ian Macreadie）强调了生物的复杂性和遗传突变，认为“很明显，所有生物在起初时，都是被精心设计和创造的”。
世界上的很多学问都可以允许多个理论体系同时存在，而在人类和物种的起源这个重大命题上，当达尔文1859年提出“进化假说”断言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直接否定了人和万物被创造的可能性，却似乎成为了唯一被正统医学承认的、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
一百六十多年来，被这个错误的进化假说思想长期灌输的一代代科学家们，越来越淡化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越来越被忽视，日积月累，居然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做出克隆人这样违背传统的事情。
二、进化假说使科学失去伦理道德
像克隆人这样的事件，是科学技术使人类变异的直接表现，而且也体现了人对造物主的不敬。它是科学被进化假说带到物质层面的表现，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伦理道德，成为了生命科学乱象层出不穷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提到伦理道德时，大多数人会想到区分正确与错误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世界各国医生的重要行医准则，其中一条是“首先不要伤害”（First Do No Harm）。
人们意识到，科学如果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是需要伦理道德来约束的⁵⁵³。一个正规的人体临床实验，要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如果审批不通过，就不能做。成立于1993年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BC），就是一个负责追踪生命科学及其应用、确保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机构⁵⁵⁴。
可是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在生物医疗领域却出现了伦理道德的败坏。一向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是历来被尊崇的职业。可事实上呢？让我们来看两个发生在近现代的真实案例。
2.1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塔斯基吉（Tuskegee）是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这里坐落着一所1881年创办的、历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学──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
1932年至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简称USPHS）与塔斯基吉大学合作，以免费治疗为名，把亚拉巴马州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其实是为了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病人其实未被告知罹患梅毒的实情，只被告知他们得的是“坏血病”（bad blood），他们也未得到任何真正的治疗。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细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可引起口腔和耻骨周围的溃疡和皮疹。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
1932年实验开始时，梅毒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但到了1943年，医学界发现青霉素可有效医治梅毒后，按照伦理学原则，应该给这些患者尽早使用有效的药物治疗。可是研究人员为了能够继续研究梅毒，让这些梅毒感染者误以为在接受针对梅毒的“粉红药”（Pink medicine）治疗，其实只是给患者使用了阿斯匹林和铁补充剂。
受害者中有128人死于梅毒或并发症，40人的妻子受感染，19人的孩子出生后确诊患了先天性梅毒。
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流行病学家彼得‧布克斯顿（Peter Buxtun）向媒体揭露此事，该实验才终止。1997年，美国政府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及公开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严重违反人类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当今很多非裔美国人受到心理阴影的影响，至今不愿意献血。
美国公共卫生部性病部门的主管约翰‧海勒医生（Dr John Heller）曾说过：“总体来说，医生们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为了科学的荣耀而工作。”（Some merely followed orders, others worked for the glory of science.）
可见，现代生物医学似乎被带入了一个漠视生命、漠视道德的误区，医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变成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公然伤害被研究对象，即使重大疾病也不予有效救治。这已经违背了人的基本良心。
发生在黑人群体之中也并非偶然。种族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跟进化假说有关。在纪录片《惊世海行记》（Darwin: The Voyage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历史学家彼得‧保勒（Peter Bowler,1944—）提到了达尔文认为的一种观念，即除了白人以外的其它种族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文明人的能力，相对来说处于较早期的人类生物进化阶段。⁵⁵⁵
2.2血腥的中国器官移植产业
如果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丧失基本医学伦理的重大事件，那么发生在中国的没有道德底线的器官移植产业，则更是让人怵目惊心的罪恶行为。
在器官移植行业，自愿和知情同意是器官捐赠的先决条件，未经同意的人体器官捐赠──强制摘取器官，结果等同于杀害一个人，这种做法是对基本生命权的严重和不可容忍的侵犯。
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一直存在着生物伦理学问题，包括器官来源不明、没有供者的知情同意等等，因此备受国际社会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一直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获取途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且中共政府拒绝国际社会对该系统进行独立审查。
中国人由于传统信仰的原因，器官自愿捐赠率极低；尽管1984年中国实施了允许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规定，可是，中国的死刑犯数量除1983年严打外，一直相对稳定，并有逐年下降趋势。然而，2000年—2005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却令人奇怪的呈现出不明原因的巨大增长。
自2006年6月起，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王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1941—2022）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1943—）通过独立调查取证，于2006年7月发布《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⁵⁵⁶，调查结论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⁵⁵⁷，唯一的解释是来自当时被中共政府从1999年开始残酷镇压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报告中以“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形容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提供了约52种证据，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咨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获得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实存在。
2016年，两个大卫和美国记者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1958—）经过十年的调查取证，共同发表的一份长达798页的新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屠杀》（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显示，中国医生每年移植的器官数量在60,000至100,000个之间，远远超过了自愿捐赠者提供的肾脏、肝脏和心脏的数量。⁵⁵⁸
该报告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报告通过列举大量详实的证据，包括医院记录、医生的证词、新闻简报和公开声明，证明器官主要来自于法轮功修炼者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人和基督徒组成的人体器官库，他们随时面临着可能被强摘器官继而被杀害的命运。
2019年6月17日，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tribunal）在经过全球调查和听证后做出裁决：中共一直残害无辜，强制活摘器官，恶行至今依然猖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中（共）国有来往的国家应该承认，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犯罪国家”⁵⁵⁹。
据2021年6月14日联合国网站报导，12位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在中国存在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它信仰团体等在内的群体实施强制摘取器官的现象，他们感到极为震惊。⁵⁶⁰
联合国专家表示，“根据收到的指控，据说从囚犯身上取出的最常见器官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以及不太常见的部分肝脏。这种医疗性质的贩运形式据称涉及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和其他医学专家。”
2022年5月5日，欧洲议会通过了紧急决议，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的行径，其中器官来源主要来自法轮功修炼者。⁵⁶¹
2020年6月，“追查国际”经过详细调查中国891家器官移植医院、9519名移植执业医生、几十万份公开媒体报导、论文、医院网站资料之后，总结发表了730个调查录音证据、2000余个资料证据。其中包括中共官员明确承认或者直接指证活摘器官的录音证据58个。⁵⁶²
来自不同调查机构的多方铁证表明，中共以活摘大量无辜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为资本，建立起器官移植产业，打造出一条巨大的血腥的产业链。之后，中共的魔爪又伸向了大学生、中学生这样的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中国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人体器官黑市”的现象，现在已成为公众最大的关注点之一。⁵⁶³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变成一把凶器？当然这与中共漠视生命、迫害信仰的极权命令直接相关，然而，在这个罪恶的事件发生的背后，让科学工作者不敬神、背离道德、把弱势人群当作动物任意宰杀，达尔文进化假说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上的帮凶之作用。
2.3进化假说如何使科学忽视伦理道德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可根据道德准则做出行为判断。尽管人性中也有丑陋的东西──魔性，可是只要人性中善的一面作主导，人就不容易被魔性控制，人的道德就能保持在一个基本底线之上。
然而，进化假说提出人是动物“进化”而来，使人承认并放纵了自身的魔性，贬低了人的善良。
同时，进化假说“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思想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只要一个生命能在残酷的自然界中活下来，就是胜者。再善良的生命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为了胜利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践踏、牺牲任何伦理道德原则。进化论思想的泛滥，就等于在冲垮人类几千年来赖以维系的道德护堤和根基。
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包括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物质。好的思想体系会改变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比如人类文明中出现的传统正教，或教人向善，或引导人修真，为人类能维系正常的道德水平打下了基础，也使人类文明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得以延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教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维系了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
反之，一种坏的思想体系也会改变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若无先贤圣者引灯导航，人类在动荡和为私中很容易陷于无德乱世，可能简单的天灾人祸就足以中断或摧毁整个人类文明进程。
披着科学外衣的进化假说思想对人类所起的负面作用是明确的。进化假说思想最直接冲击的对象就是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体系。
生命科学从1859年就开始受到达尔文进化假说的错误引导，影响了科学界尤其是生物医学界一百多年。长期被这种错误观念毒害的人，包括医生、科学家，不知不觉中吸纳了进化假说的毒素，败坏了正统的道德根基。
三、进化假说导致科学技术被滥用
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目前正进入第四阶段，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石墨烯、基因工程、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突破口，体现了各种科技方法的融合，使物理、数学和生物等领域之间的界限更难分清⁵⁶⁴。
科技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东西，能让人类的生活更加方便，可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和过度的应用，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健康、环境和社会问题。科技在改变着人类的行为、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还改变着人体的结构和人类最本质的东西。
让我们先从一个18岁男孩的不幸去世说起。
3.1杰西之死
一名叫杰西‧基辛格（Jesse Gelsinger）的美国男孩，在2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鸟氨酸转氨甲酰酶缺乏（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OTCD）综合症的罕见先天性疾病。他的肝脏缺失了一种氨基酸代谢酶──鸟氨酸转氨甲酰酶（OTC），这会导致血液中的氨浓度增加甚至达到致命水平，他需要长期依靠限制饮食和使用特殊药物来维持生存。⁵⁶⁵
1999年9月，心地善良的18岁的杰西想要帮助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战胜病魔，自愿参加了一个基因疗法的试验。美国费城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将携带正常的OTC基因的腺病毒载体注射到杰西的肝脏中，以试图让他的肝脏恢复代谢氨的能力。
然而，作为基因载体的腺病毒引起了他的免疫系统过激的反应，杰西在接受注射的当晚就陷入高烧和深度昏迷，并且在4天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幸去世。
于是，杰西的家人对宾州大学提起了诉讼⁵⁶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叫停了宾州大学基因治疗的人体试验，并开始调查美国正在进行的其它69项基因治疗试验⁵⁶⁷。
这场悲剧立刻让当时科学家们对基因治疗的研究热潮冷却下来。投资者撤资，初创公司倒闭，基因治疗中心解散。之后的十八年中，基因治疗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2017年，一种用于治疗眼睛疾病的基因疗法Luxturna在基因疗法领域点燃了一点火花。由于这种疗法只需要局部注射，对全身的影响比较小，最终得以成功上市。⁵⁶⁸
2019年，来自诺华公司的另一种基因疗法Zolgensma也获得批准，用于治疗一种肌萎缩症的遗传病⁵⁶⁹。
可好景不长，之后不久，基因疗法又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安全性事故。
2019年11月，在Solid Biosciences公司开发的一项针对治疗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的SGT-001基因疗法临床实验中，一名受试者出现严重的肾脏和血液相关损伤，临床实验马上被美国FDA叫停⁵⁷⁰。其实在之前的动物试验中，三只猴和三只猪都出现了严重毒性反应，最终死亡。
紧接着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斯泰来公司在使用腺相关病毒基因疗法来治愈一种罕见肌肉病变的过程中，导致了至少4名男孩死亡。⁵⁷¹
杰西去世二十年来，私人和公共企业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希望通过改变或替换我们的缺陷基因来治疗疾病。迄今为止，这些努力只研发出了寥寥可数的疗法。
接连出现的基因疗法死亡案例令人们反思：为什么基因疗法如此命途坎坷、总是伴随着死亡事件呢？
基因治疗的设计理念貌似吸引人：将目的基因导入到人体，纠正人体内不正确的基因，就可以治愈疾病。可是这种“治疗”就像射击：虽然瞄准了需要纠正的坏基因，可是如果没有打中，反而会损坏正常的基因──这被称作“脱靶事件”。⁵⁷²
这仿佛是在看不见目标的黑暗中开枪，具有未知、不可控的严重风险，所以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也就不幸地成为了“基因疗法”的牺牲品。
基因疗法造成的致死案例，对当今的人类科技的发展是一个严重警告。
3.2贺建奎编辑人胚胎事件
2012年，美国生物学家珍妮佛‧杜德娜⁵⁷³（Jennifer A. Doudna,1964—）和法国生物学家艾曼纽‧查彭蒂埃⁵⁷⁴（Emmanuelle Charpentier,1968—）共同发明了基因编辑方法CRISPR/Cas9。其中，CRISPR代表成簇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是指一种CRISPR相关的核酸内切酶，类似“分子剪刀”，可引导RNA在指定的位置切割DNA。
虽然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这两位女科学家，但是这个技术的临床应用存在很大的风险⁵⁷⁵。
CRISPR/Cas9是一个微小而强大的工具，就像一把精密的剪刀，被人们形容为“上帝的剪刀”。它可以在DNA中精确地剪切和编辑遗传物质。尽管人体的DNA微小，但极其复杂，由32亿个遗传字母组成，而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交互作用。当人们使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时，很难预测最终的结果。
然而，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6日，一个名为贺建奎的中国科学家却高兴地宣布，他创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两个在胚胎阶段就被进行基因编辑的女孩露露和娜娜诞生在中国。⁵⁷⁶
贺建奎以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后代为由，在没有经过严谨科学论证和伦理学审查的情况下，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贸然编辑受精卵的CCR5基因。他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立即让全世界科学界哗然，受到了道德伦理层面的严厉批评，他最终被送进了监狱。
即使纯粹从科学证据上来谈，贺建奎编辑的这个基因对艾滋病、其它病毒的感染风险的影响十分复杂，还可能对大脑有影响。贺建奎给这两个婴儿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一生的健康风险。
中国科学家的联合声明中写道，“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其它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伦敦大学学院人类胚胎学教授乔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的话，认为贺建奎宣称的研究内容“过早、危险和不负责任”。
另外，基因编辑工具在人类中的应用可以十分广泛，例如改变智力和相貌特征、改变增加某些类型癌症风险的基因，而改变人精子的基因将使编辑后的基因能够遗传给后代。如果不能对基因编辑实施严加监管，可能会引起重大的伦理问题。
人类基因序列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作为这一物种被保留下来的最核心的东西。(Shutterstock)
3.3病毒“功能获得”研究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基因技术的危害还仅限于罹患某些特定疾病的人群，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涉及的范围就不只是少数人了。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时，仅中国大陆以外，就有近七百万人的生命被夺走。新冠病毒的来源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学界认为需要重点考虑的。
自2005年以来，科学家以为了让人类更健康为由，尝试用基因工程技术来制造重组病毒，做一些“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研究等等。
例如，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把人类原本不会感染的一个蝙蝠冠状病毒的一部分蛋白质基因插入SARS冠状病毒骨架中，培养出致病性更强、导致更严重肺部疾病、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这种本来对人类没有致病风险的病毒，被人为改造成能使人感染的病毒。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还把这作为一种科学荣誉，该论文发表在2015年《自然医学》期刊（Nature Medicine）上⁵⁷⁷。
研究结果一公布，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御专家理查‧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1959—）立即对这种研究表示深切质疑，认为“这项工作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The only impact of this work is the creation, in a lab, of a new, non-natural risk）。⁵⁷⁸
可是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2022年波士顿大学的病毒研究人员对致病性很弱的omicron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制造了一种新的病毒，也就是一种2020年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Omicron刺突蛋白混合的新组合病毒。这种新病毒在动物实验中达到80%的致死率，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恐慌。⁵⁷⁹
2023年2月6日《科学》期刊报导，作为联合创办人之一的埃布赖特，和一群关注人类病原体研究潜在风险的科学家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名为“保护我们的未来”（Protect Our Future），希望防止“实验室产生的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流行病”，倡导更严格的生物安全规则。埃布赖特和他的团队认为，尽管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学实验可能引发COVID-19大流行，但其对当前这场疫情大流行中数百万人的死亡同样负有责任。⁵⁸⁰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追逐技术进步。技术竞争成为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的目标，这包括改变病毒基因，例如改造某些病毒的基因组，使其成为基因工程的载体。与此同时，预防传染病大流行和促进人体健康反而被逐渐淡化，甚至无人问津。
但是必须承认，人们对很多病毒的基因和功能特性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病毒在被人进行基因改造的过程中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可能连科学家自己也不曾料到。
那些以发展科学技术、研究疫苗为由的“功能获得”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玩火自焚的行为。
3.4基因改造生物的危害
20世纪70年代诞生后不断演变的基因工程技术，是通过分子生物技术把某种需要的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的基因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基因被改变了的新品种。⁵⁸¹
这种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被改变遗传物质的生物，被称为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转基因”生物。实际上，它们不是通过自然交配等自然方式而产生的新的生物。⁵⁸²
人们将这项技术应用于农作物，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食品的营养价值、提高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等。例如，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抗虫基因导入玉米、水稻、马铃薯等作物，使它们能够产生一种毒蛋白来抵抗害虫。广泛种植的Bt玉米是一个例子。当害虫尝试吃Bt玉米时，这些毒蛋白会对它们的肠道造成伤害，最终导致害虫死亡。理论上可以减少对玉米作物的害虫危害，同时减少了对农药的需求。
还有，将抗除草剂的基因（Roundup Ready）引入大豆，使它们能够抵抗一种名为草甘膦（glyphosate）的除草剂，以确保在使用除草剂除草时，大豆不会受到损害。
可是事与愿违。人们不断证实了这些转基因食物的不安全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转基因作物远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没有转基因技术公司所承诺的那么神奇。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多个国家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至少有38个国家宣布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包括欧盟28国、亚洲4国、非洲4国和美洲2国。⁵⁸³
为什么呢？
首先，研究资料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多器官、多系统都可能产生危害，包括肝脏、胰、肾脏或生殖作用，并可能改变血液学、生化和免疫学。⁵⁸⁴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报告指出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和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不是了无关系的，而是存在着因果关系。”
其次，转基因技术还能带来对环境的“基因污染”，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转基因作物与其近缘野生种间的基因交换，术语叫“基因流”（gene flow），又称基因逃逸，是目前生物学界最为关注的基因事件。基因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而当转基因植物发生基因流时，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如产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及危害生物多样性、诱发新病毒、影响非靶标生物，而对环境造成更严重的“基因污染”。⁵⁸⁵
在基因流的作用下，农作物经过改造的基因可以转移到当地野生植物中，创造出一种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除草剂施加的巨大的选择压力可能导致当地野生植物的抗除草剂的特性迅速增长。具有抗除草剂能力的“超级杂草”的种子在发芽前可以在土壤中保留20至30年。因此，一旦基因改造植物产生种子，就几乎不可能被消除。加拿大和阿根廷种植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豆的农民，已经面临抗除草剂杂草的严重问题。⁵⁸⁶
2013年美国《农药行动网络》报导，多种对所有农药都刀枪不入的“超级杂草”在美国3260万公顷农田中肆虐。这些农田都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并且使用了美国农业生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的除草剂。这种杂草非常粗壮结实，连收割机都经常被它们打坏。⁵⁸⁷
爱荷华州立大学《2012年除草剂指南》也指出：“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基于除草剂的杂草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失败。”针对杂草的化学战争的升级可能只会导致更多产、更多的超级杂草，同时除草剂的使用急剧增加。
再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让水稻含有能抵抗害虫的基因，这样水稻合成的毒蛋白能杀死害虫。但殊不知，害虫本是生物链中的一环，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庄稼或杂草。一旦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抵抗害虫的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变异以与人类抗衡。
其结果是，会出现“超级害虫”，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或研发新药对抗新虫，这样下去，虫害问题不但没解决，还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虫害，甚至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2006年5月2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报导了基因改造的棉花，这些棉花含有一种毒素，能杀死棉红铃虫等。研究显示，基因改造的棉花第一年确实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可是，到了第二年，该种棉花对这些特定杀虫剂的需求在增加，而且，如果用基因改造方法控制某一些害虫的话，其它的害虫则变得更让人头疼。⁵⁸⁸
转基因作物还会影响相关食物链的上下游的其它物种，比如青蛙也可以吃转基因超级害虫，牛羊也可以吃转基因超级杂草，这样下去，最终受害最多的还是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
所以，以超级杂草为例，传统的化学控制方法早已无效，物理除草方法成本过高，而生物控制方法如使用家畜或家禽也可能导致家畜或家禽生病或不能被食用。这样一来，由人类转基因技术引起的这场战争可能会扩散到何处？范围不堪设想。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超级害虫。局势一旦失控，就会相当令人担忧，可能会长期危害现代农业的基础、长期破坏食物链和生态环境。
基因工程技术造成的横跨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流，这种力量远超过自然的基因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快速改变物种基因，从而对自然生物和人的基因带来深远影响，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人们本来是以好的初衷来开发转基因作物，结果却制造了新的难题，变异了环境、危害了人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这提醒我们人类，无论农药或养殖公司在研发上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胜过大自然。如果要解决杂草、虫害等问题，不能简单地靠这种对抗性的“杀戮”理论来解决，还得要寻求其它的智慧。
3.5进化假说是过度追逐科技的推手
是什么原因导致科学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基因改造的理念来改变人的基因，导致接受基因治疗的孩子们死去、编辑人胚胎基因这样的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呢？甚至扩大到改造病毒、农作物等的基因，出现了危险也停不下来、不知反思呢？
当人们静下心来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与进化假说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进化假说灌输的否认神造人，与对人的基因随便进行无原则的任意改造关系密切。传统文化中提到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地球万物的精妙复杂，让人不得不惊叹这是造物主的杰作。
一辆宝马车，如果轮胎坏了，一般人还可能自己修补修补换个轮胎，螺丝掉了可以再安一个，但是如果车的核心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一般人是不能随便修理的，恐怕只能送回原厂维修。
人体这么精妙复杂，比宝马车的设计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如果人体真是造物主的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胳膊、腿坏了，人自己来修理修理可能还行，但是，有的情况恐怕不是人力所能为的。
基因是作为造物主创造物种时被保留下来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基因控制着生物个体的所有，生命的一切蛋白质合成、细胞分裂、繁衍等重要生理过程都与基因有关。基因能够精确、忠实地自我复制，确保物种的稳定。
基因就像是上天造物的分子密码。现代科技尽管发达，但至今对基因还有很多尚未了解的属性。
例如人DNA里面有98%的DNA不具备编码蛋白质的功能，这些非编码DNA具有很多重要功能，只是人们尚未熟知。
2009年俄罗斯科学家彼得‧加里耶夫教授（Peter Gariaev）发表的论文中说，DNA可以吸收光子，具有能量场特性。他用一束激光照射放置于石英器皿里的DNA标本，结果发现，DNA就像一块吸收光线的海绵，把光吸收了。⁵⁸⁹
2009年《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ry）文章提到，DNA的主要功能除了蛋白质合成，还可以接收和传输电磁能，可在生物电（光）和生物声（声音）信号传导领域发挥作用。⁵⁹⁰
越是严谨的生物医学工作者、遗传专业者、基因工程技术研究者，越是知道现代科学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整体所知很少，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心怀敬畏之心。
当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候，人们更需要理性，不要盲目推进。生物技术越发达，风险性越大，人们越应该特别注意伦理道德原则。既然是“上帝的剪刀”，就不是让人随便使用的。
在各种基因改造生物的技术中，由于缺乏“上天造物”的敬畏之心，人们总想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用“生物技术”代替上天的造物功能，打乱了自然的次序，用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基因片段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物种。人类以为通过生物技术就可以在不同物种、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殊不知这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人类不可能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世界是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有序地存在着；当人类只是从眼前的利益出发时，把这些改造过的病毒、农作物引进到自然的环境中，给人类以及周遭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是人类始料不及的。
第二，进化假说强调，为了生存竞争必须让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在它的这个“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逻辑的指引下，人们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有越来越强大，才能在这个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因此，人人为了生存不断发展技术，不仅是科学研究，农产品、畜牧业、商业服务等等许多行业也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现代科技社会就在人们追求所谓的不断“发展”、不断的竞争攀比中，被越来越推向片面追求科技进步的漩涡。
而越是过分陷于技术之中，就越容易使人忽视科技所涵盖不了的、对人来说更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性、传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目的等。
现代技术缺乏伦理道德的支撑，发达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失控。人的道德标准是数千年前祖先传给人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的道德没有相应提升，甚至反而急剧下滑，偏离的差距最终会成为反噬人类的一把利刃。
当然这里只是列举了科学技术滥用的一些例子，其实类似的具有破坏性力量的科学技术还有很多。真正的问题是在生物技术、数字科技或监控技术等貌似“强大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如何保持人的道德准则？我们如何在维持基本伦理道德的情况下驾驭这些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
进化假说不但不能让我们在保持道德良知的清醒意识下理智地运用这些技术，反而摧毁人的天性、传统和伦理，让技术的发展更加失控，逐渐使其走入主宰以致毁灭人类的险途。
四、进化假说使现代西方医学陷入困境
进化假说的思想渗透到科学体系中，让科学排斥对神的信仰、丧失伦理，让科学技术被滥用，造成了种种危害。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现代西方医学（下文简称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医学难题，包括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型传染病、细菌或病毒耐药、慢性病、疑难杂症、精神疾病等等问题均无法解决，甚至陷入困境。医学似乎走进怪圈，无法自拔。
4.1进化假说加强机械唯物生命观
现代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其发展水平与物理学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水平息息相关，具有“眼见为实”“失去整体”的缺陷（详见第四章）。
当现代西方医学工作者的眼中只有狭隘的物质层面的生命现象时，就已经把自己和科学所能探索的范围束缚在肤浅的空间层面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受制于科学的发展模式，与探索人的精神内涵、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健康模式相背离。
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假说，仅仅根据肉眼可见的形态和结构的相似性来判断人的起源，这个思维逻辑进一步加深了唯物主义“眼见为实”“失去整体”的缺陷，使得西医学的唯物思想更加机械化；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渗透、发酵，对西医造成的不良引导和负面作用越到后期越明显，也越可怕。
例如，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强调找出“病灶”。这个病灶，一直局限在人肉眼及其它工具所能探及到的物质世界层面里，即器官、组织、细胞、分子。人们用组织病理学做切片、X光、CT和核磁共振等更先进的技术，其目的都是为了找病灶。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都是围绕着组成人的主要生物物质成分来做研究，越做越细。
问题是，病灶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现代物理学对物质范畴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未能穷尽，其实永远也做不到，如果真正的病因存在于一个目前医学方法还无法触及到的地方呢？那么何时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
医学上有一大类疾病，其发病原因不清楚，往往称之为“原发性”疾病，例如原发性高血压、原发性肝癌、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原发性侧索硬化等等等等。
基于现代医学对物质概念的有限的认识，人们搞不清楚很多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反映了医学理论体系的缺陷。如果连疾病的原因都没有真正认清的话，治疗方法和效果的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4.2进化假说加强机械对抗的治病思路
一方面，被达尔文进化假说误导的现代医学把人体作为一个蛋白质和基因等物质构成的混合体来看待，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是对症治疗和切除病变组织。
另一方面，达尔文进化假说认为，物种为了自我生存下去而产生竞争，这种竞争思想和手段还体现在治疗疾病的原则上。受到达尔文思想误导的现代医学将治疗疾病比喻为战争。疾病被认为是敌人的入侵，治疗的目标是开发“神奇子弹”──用药物和疫苗的形式来消灭敌人。
这两个思想都严重地伤害了西医的治疗体系。
4.2.1治标不治本的对抗疗法
大多数西药治疗只是掩盖症状，干扰器官或系统的自然运作方式，并没有解决疾病存在的根源问题。
例如，当人发烧的时候，如果只是用退烧药把体温降下来，表面上不发烧，并不等于治好了病。只是把发烧的表面现象去掉了，但是并没有找到背后的根本原因。比如引起体温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病菌感染、肿瘤生长、免疫系统功能紊乱等等。如果用退烧药一味消除表面症状，反而可能会导致病情更加复杂难治。
降压药并没有妥善解决高血压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通过利尿或扩张血管药物暂时压制症状；降糖药也没有解决糖尿病产生的根本病因，只是被用来掩盖血糖升高的症状。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是西医常用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药物，常常被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过敏性疾病。可是，导致过敏或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被找出来纠正。虽然症状被暂时掩盖了，但病根还在。一旦停药，往往容易复发甚至导致更严重的身体整体功能的失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