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二０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台湾最大放生团体上千人在高雄旗津海岸公园举办“放生”活动，掀起保护生态争议。究竟“放生”是保护或戕害生命？
二００四年十一月二日，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高雄市教师会生态教育中心，以及台北市野鸟学会，共同公布“台湾宗教团体放生现象调查”，指出台湾北、中、南三地，有近六成鸟店业者是佛教寺庙或团体商业化放生，以及境内和境外的外来动物危害生态环境的共犯结构。
该项调查也发现，各种放生鸟的价格，要价不菲。中国画眉一只要价一千五百元，云雀则每只一千至六千元不等，而人工繁殖的帝雉更是一对高达七千元。
放生者、抓鸟人与鸟店互利共生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又指出，“放生者”、“抓鸟人”和“鸟店”已经形成“互利共生”的食物链或营利结构。研究会发现这三者的“循环模式”是：放生团体先有需求(订货)，而后再由供给者“送货”。供给者包括上中下游四类，先是捕捉者捕捉野鸟，之后送到大盘商收集处，再分送中盘商(大型鸟店)，接着再送至零售商(小型鸟店)，而后再卖给放生者。不过，放生者到野外放生的鸟又被捕捉者捕捉，再循大中小通路再卖给放生者，就这样一遍遍的循环着。必须注意的是，在此种循环放生过程中，无数的鸟遭受死伤的下场。
保育团体指控变质为“营利”事业
就此种放生行为，保育团体强调“集团化、商业化、大量化”的放生行为，已明显违反佛教“慈悲护生”的本怀，也显示早已变质为“营利”事业。他们也认为，当宗教组织或主事法师不断以“慈悲护生”为名鼓吹信众捐款，而后大量订购各种动物放生时，背后已形成“供需并联”的庞大“商机”，根本是造孽。保育团体于是呼吁，政府各部会应介入规范，疾呼召开“如何修改动物保护法及野生动物保育法以规范放生行为”公听会，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明订管理法令遏止或管制不当放生行为。
被点名从事不当放生行为的协会指出，他们是从市场购买即将面临被杀命运的动物来放生，而放生之前都会经过仔细勘查评估，不会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本土生物难以生存的问题。该协会又表示，他们放生的生物大多以鱼类为主，鸟类占极少数，也不会故意到鸟店买人家抓来的鸟类来放生。
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人实在难分谁是谁非。不过，研究的结果是“放生行为”已经导致本土种鸟类逐渐消失，进口放生鸟除对生态造成冲击外，来自禽流感疫区的鸟类，更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最可议的是，就放生鸟来说，在捕捉、装箱、运送过程中，鸟的死伤不计其数，据估计，每次抓到的数量大约死掉一半以上，而“放生一只鸟，得死十几只”就是调查研究的结论。
单就此结论，我们就应质疑：放生的目的在救护动物免于被杀，如今却适得其反，落得“非但暂时免于做刀下亡魂的动物终究还是死于非命，而且还拉更多的动物陪葬”，不是明显的“事与愿违”吗？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爱之适足以害之”，或者是西谚所谓的“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事例。以简单的经济学供需原理就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
可借助经济原理解析
如上文所引述的，“放生行为”形成对动物的需求，放生者愈多需求也愈大，当供给相对小于需求时，在“奇货可居”下，起先每只动物的价格就会拉高，当价格高到大于生产成本时，供给者就会增加，每位供给者所提供的数量也会提升，甚至于演变成“人工养殖”以及由国外进口的“大量供给”。如果“放生动机”愈来愈强，不但原本放生者每人的放生动物量会大增，新加入的放生者也会源源相继而来，于是对“放生动物”的需求又会大量提升，进而再使价格上涨，而后又诱使供给大增，如此反复循环不已，其结果，“动物死亡量”急速增加、环境生态也被加速破坏。不需要借助经济原理的解析，如今这种后果早已赤裸裸出现在台湾社会，我们不免好奇：难道放生者不知这种护生反致杀生的不幸后果吗？如果知道，为何放生者还络绎不绝呢？
如果是“放生者无知”，当然应趁此媒体已经关注此课题的机会，加大力度宣传这种“放生却造成杀生”既矛盾又不幸的事实，让放生者自动打退堂鼓，或改以其他有效方式来护生。如果放生者已然知道此后果，却还一直坚持从事放生行为，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探究其因由。
据了解，放生是一种传统宗教习俗，由来已久，而放生团体也往往强调，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并兼顾宗教放生的意义，在放生活动前都会先请教专家，以“环保放生”取得平衡。既然如此，一定是有信众并不遵循专家指示，或者专家提供的方式并不合用。无论是哪一种都应加以改正，不过，或许正如保育团体指出的，在“庞大商机”下，有些团体不重修行，专司放生，还告诉信众：动物死亡是其业障，即便放生途中死去也能获得超渡，并不折损放生的功德。
以法令禁止是缘木求鱼
对于这种谬说，玄奘大学副教授释昭慧驳斥说，这根本就是“愚民”的说法，刻意放生如同花钱消灾，扭曲了出自慈悲、随缘救生的佛教护生精神，也招来更多生命的苦难。其实，放生者若真以维护其他动物生命为念，而非以“积功德”的“自利”观念从事放生行为，就不至于产生当今的不幸局面。因此，让所有善男信女都具有“利他”理念，抛却“自私自利”观念才能杜绝今日放生行为的不幸后果，欲以“法令”禁止，恐怕是缘木求鱼，反而引发宗教界反弹而增添社会纷扰！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