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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前两版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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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11页(摄影者:泽仁多吉)。

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历史。请勿认为我一直在喋喋不休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类似碎碎念地提及“杀劫”(藏语“革命”的谐音)和“人类杀劫”(藏语“文化大革命”的谐音)造成的毁灭,这实际上是因为基本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

14、111页

这位身裹袈裟、垂首接受批斗的僧人是江措林·土登格桑仁波切,原是昌都地区边坝县江措林寺仁波切,也曾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侍读经师。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并未随行的江措林仁波切即在随后开展的揭批“达赖叛国集团”的运动中表现积极。一九六四年在十世班禅喇嘛遭到围攻批判的大会上,据说其中尤以这位江措林、扎什伦布寺的生钦·洛桑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拉敏·索朗伦珠等人最为踊跃,也因此讨得新主人的欢心。一位曾在中共政权里担任过要职的藏人,看到这幅照片时不住喟叹,透露说江措林在侍奉达赖喇嘛时,就从西藏军区联络部领取特殊薪水,充当线人。

一九六五年,江措林·土登格桑当上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佛协副会长、全国佛协常务理事等,但没想到仅仅一年就有了这样的下场,看来他并没能够“将功赎罪”,并没有获得党的信任。据说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支援边坝叛匪物资”、“破坏文化大革命”等,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屡遭批斗。文革结束后,“上层爱国人士”重又讨得宠幸,但他已在一九七四年去世,虽有幸被平反,却未来得及享受世俗的安逸生活,不过他的活佛名号的继承者,如今又成了向党表忠心的献媚者,无疑是神奇的轮回。

从照片上看,批斗会场是“松却绕瓦”,看来这是一次比较大的批斗会。沦为斗争对象的江措林·土登格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笑非笑,两眼却发直。站在他旁边一块儿挨斗的是另一位上层人士邦达多吉。而他们身后,既有很像是居民的藏人女红卫兵,也有背着手很像是主持者的汉人干部。

15、124页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揪斗的桑颇·才旺仁增六十二岁。从照片上可见,他已经过早地用上了拄棍。他背上还压了两根木棍,据说是一种刑具,用来夹手和脚的。跟他一起挨斗的是他的夫人,看上去也头发花白。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124页(摄影者:泽仁多吉)。

桑颇夫人是西藏大商、康区人邦达扬培的女儿,是桑颇的第二个夫人。显然这些居民红卫兵最为“厚待”桑颇夫人,不但要在她身上挂满金银珠宝,还要让她双手捧着堆满了法器的托盘,还要在她的背上压上一口箱子。这是一种衡量粮食的传统容器,叫作“博”,一般藏人家里都有。这箱子一定很沉重,不然桑颇夫人不会被压得几乎快要伏地。她呆呆地看着地面的眼神,称得上绝望。而那个斗争桑颇夫人的年轻人,据说名叫强巴曲吉,是拉萨房建队的木工。右图左边站立的红卫兵,名次旦,是八角街派出所警察,已死。

从上图看不出桑颇夫妇是在什么地点挨斗,但在右图,批斗的地点据说是“下觉”马车队。“下觉”即是东城区,文革时叫作“东方红办事处”。“下觉”马车队在清真寺附近,与河坝林居委会马路相隔,当时属于该办事处合作社的所在地,也经常用来充当批斗会场。又有人说是在“绕交林卡”即牛角林园,过去回族屠夫将宰杀后的牦牛角弃置此处,被砌成围墙,内有菜地等。不管怎么说,桑颇夫妇是被押往各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在桑颇的六个子女中,长子桑颇·登增顿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位“代本”(藏军高级军官,相当于团长,四品官),曾是一九五一年去北京签定《十七条协议》的西藏代表团中五名成员之一。正因为他是军人,所以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事件”,也就不可能幸免不被镇压的命运。他在监狱中度过了近二十年,获释后去了印度。桑颇的第三个儿子于一九七○年以“叛国分子”的名义被公开审判枪毙,原因是与几个年轻人准备逃亡印度,结果在路上被抓获,当时他不足二十岁,还是个瘸子。又据说这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反对中共的反抗组织,但遭到了告密。桑颇其余子女至今仍在拉萨,有的是政协高官,也有因吸毒成瘾败了家的。桑颇·才旺仁增这位合作者可谓家破人亡。他还是贵族霍康·索朗边巴的表哥、崔科·顿珠次仁的叔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RF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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