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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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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

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一九六二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作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除了工具书和少许几部珍本线装书以外,包括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选集,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我对外宣布是“洗手不干了”,同时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作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

《理论风云》的命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一九八五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革之后中共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中大白于天下了。

被中共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比方说,那本书里所坚持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的教条。现在连中共自己都放弃了这个教条。其实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它可以激起贫苦群众造反,打破现存秩序,但是不可能建起一个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加上“科学”的标签,是没有根据的武断。事实上凡是实行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理论风云》有关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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