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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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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June2,2016曾两次在五柳村发出,后被屏蔽】

《往事》编者的话: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开辟,缘于1976年的“四五”民主运动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都反对专制主义体制。改革开放的提出,是以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

改革开放之初,谁也不曾料想中国会变成现今这副模样:在经济连续增长和社会有限进步的同时,贪污腐败盛行,两极分化严重,环境和资源透支,民权和某些人权状况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七十年代末。

人们发现,这个被说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倒像是我们过去批判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声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事业,竟使“剥夺者”成了“先进代表”,而“剥夺剥夺者”的工人和农民,反倒成了再次的“被剥夺者”。于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堂而皇之地从被压迫者反抗的精神武器,嬗变成垄断和权贵资本的护身符。

这一牛头对马嘴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吗?是“私有化”、“自由化”化出来的吗?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演变出来的吗?——对于饱受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之苦的中华民族,厘清这三十年嬗变的路径,弄明白问题的所在,是何等重要啊!

人们常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政治、经济全面改革之门。诚然。但它也为官僚权力的膨胀,专制体制的复活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十年里,相继出现了腰斩理论务虚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取缔西单民主墙及民间自发组织、刊物;从宪法中挖掉公民的“四大自由”;禁锢言论自由,开展新的思想整肃——清污、反自由化运动;违反程序以强权先后推倒两位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总书记;直至在八九风波中,以数十万军队实施武装镇压……

在专制主义扼杀民主自由力量的高歌猛进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自然成了泡影,改革开放的初衷受到了背叛。于是,在没有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的条件下,掌控公权力者便把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作自己与资本自由结合、交换、发展的过程。

显然,上述牛头对马嘴局面的出现,并非改革开放之过,乃是专制主义全面复辟,并以专制主义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一条腿改革的结果。

李洪林先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是改革开放初期闻名遐迩的理论家,他的近著《往事回忆》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理论生涯”,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曲折。我们选摘几个部分,以期对友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的变迁有所裨益。

【正文】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它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我“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是作理论工作。这六十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风靡一时到盛极而衰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它从如饥似渴地学习到味同嚼蜡而普遍厌弃的时期。我的理论活动的经历,就和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讲出系统的道理。它那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言词,和剥削压迫势不两立的态度,特别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幸福社会的远景,对一切不满现实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向往共产党的原因。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把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和服从它的训条时,事情就走到反面: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热爱到怀疑并且终于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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