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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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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正确的党的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追记:余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二OOO年一月九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击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中共重视的意识形态,全会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所以经叶剑英提议,另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解决。“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

全会决定胡耀邦兼任宣传部长,以代替原来的张平化。所以组织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任务就由胡耀邦直接负责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务虚会开幕。胡耀邦有个非常精彩的开幕词,他高度赞扬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邓小平也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这个会开得空前活跃,从“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和“英明领袖”华国锋,都在批评之列。从“唯一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全都遭到质疑。而且北京的务虚会“简报”和各省参加会议者的电话,天天直通全国,立即引起各省领导层和理论界的回响。思想界这种盛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会议临近过年的时候就休会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休会期间,事情突然起了根本变化。我就是这个变化的亲历者。

华与邓,两个闭幕词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规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开幕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预定闭幕时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讲话。

我被指定为华国锋起草讲话稿。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面授机宜。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向我面授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认真,细致。他们面授的讲话稿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我记录了他们两人的谈话,利用开会间隙抓紧写出初稿。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稿,所以我赶在休会前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这个主席讲话稿的排印校样,现在我还保存着)。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后,事情发生变化了: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作总结讲话。讲话稿原来指定我一个人起草,现在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有中央党校的吴江、宋振庭,有国务院研究室的滕文生,还有我。领导起草工作的当然还是胡乔木。

新的起草组组成之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住处面聆指示,这时已是即将复会的前几天了。

我在一九六二年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时见过毛泽东。他在武昌东湖宾馆接见了我们。他态度和蔼,谈笑风生,使人很难想像他就是那个自比秦始皇的暴君。如今见到邓小平,和毛对比,他倒是表里如一,真是“钢铁公司”,严肃沉着,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显然这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泽东能镇住他,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整个接见,除了宋振庭口若悬河抢着说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没有张嘴,就是听邓小平一个人说。他讲的要旨,就是几天之后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这不但和胡耀邦与胡乔木向我面授的讲话提纲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也和邓自己“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驰。显然,事情真的起变化了,而且变得这样利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积案使务虚会遭殃

毛泽东二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凭空制造了数不清的社会问题。在高压之下,这些问题只是像弹簧一样被压下去了,然而积蓄的能量更大了。当“两个凡是”被驳倒,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原来被诬陷为“反革命”,现在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运动,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于是多年被压抑的社会问题一下子反弹起来了。所以三中全会之后,上访的、请愿的、闹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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