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说，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