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用棋艺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确实如此。下棋时，一念之差，或一时冲动，走错的虽只一步，输掉的却是全盘。这种教训，是沉痛的。
不过，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来看，魏京生大字报这个事件毕竟是历史长河水面上的浪花。这浪花的确是被一块偶然飞来的石子所激起，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溅得那样高，还是汹涌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导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其实邓小平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稿，既未经中共中央讨论，也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只是胡乔木把稿子弄好了，邓小平以个人身份拿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讲，各省当权者无不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他们早就不满三中全会，这一下有了“四项原则”，可以“纠正”三中全会的“右倾”了。于是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向三中全会路线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开电话会议，别的不说，先把发给农民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偶然因素促使邓小平向左转，他这个左转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受到各级领导骨干那样热烈的拥护，使全国形势急速左转。
说“三”道“四”
但是坚持三中全会方针的胡耀邦此时威望如日中天，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反左。从五月起，《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连续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这些文章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批驳了左倾回潮风，使各地因坚持思想解放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重新抬起头来。因此《人民日报》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扬这些文章，感谢《人民日报》在他们严重受压的时候，发表这些文章扭转了他们那里的形势。但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反对三中全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说三道四”依然在搅乱人们思想。于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写了一篇《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文章一样，也是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重在反左。当时《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还没有受到质疑，所以“说三道四”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种形势到一九八二年就有了重大变化，“四个凡是”终于占了上风，并且在组织上得到落实。这一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并从邓小平那里领来“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旨意，对理论界开始进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职挂了起来，前后组织了五次整个中宣部的大会对我进行批判之后，把我赶出北京了事。同时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向《人民日报》开刀，逼迫社长胡绩伟“辞职”，撤掉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还想把《人民日报》弄成中宣部的下属单位，以便邓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报社工作人员的强烈反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党中央机关报的规格，所以他们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后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求，而不应“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