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一九七八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伟大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