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学同窗们的回忆，在“文革”中划上了血腥的句号。
故事发生在1966年夏天，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学。
虽然“文革”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大字报糊满在教室走廊。但学校里仍是和气未失。
第一批大字报是批斗“封资修”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上许多认真教学的老师都被点了名，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也被点名。工作组授意把学生的名字都涂掉。在那些墨迹下面，我依稀还辨认得出自己的姓名。
“运动”是冲着老师来的，我们这些学生还是“革命接班人”，还在“被教育”的范围。工作组只是让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报本。当年父亲在异地，每次看见报载文章，都会挑选剪出，寄给我，并叮嘱我贴在一本废书上面。
班里同学之间的“面子”还没有撕破。虽然也有人揭发，我晚上在宿舍讲《红楼梦》《聊斋志异》。但基调还是那样，改选思想。我这样的出身与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带。
6月29日，清晨，阳光明朗。
早晨，同学们走进自己的教室。我还没有坐定，一抬头，忽然看见两名同学和两名警察走进来，在他们中间，扭动着一个身躯，试图要挣脱。然而他不仅被控制，并且戴上了手铐。
“杨德立！”一声同学的惊叫。
工作组长出现了，一位姓吴的中年妇女。她作了郑重宣布。同学们只是害怕，什么也没听清楚，大约是讲杨德立“反社会主义，书写反动标语”等等，案件已被破获。
教室里的朝气活泼景象不复存在，惊悚、血腥和恐怖的一幕从此拉开。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读的同学刹那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杨德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多年后他对我说，那天早上他已经感到自己被某种目光所监视。早上，他被人留住，说“有事”，被带到学校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个警察，拿出了那块致命的木板，只看见远远的，上面有粉笔字“反社会主义”。杨德立否认是他写的。但是他们不听，立刻就把他铐起来了。杨德立回忆说，后来，在监狱审讯与宣判时都再也没有出示过那块木板。
然而警察当时又不把他带走，而是在同学们回到教室时，突然地把他推了进来。接下来，在莫名的愤怒和恐怖中，有同学向自己的同窗投掷石块和墨水瓶。杨德立力图反抗和反驳，他的头上，脸上已经血迹斑斑，墨水和鲜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衬衣上。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刚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衣。
杨是一个英挺少年，班上的体育委员，校园篮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时风头倍出。瞬间他就变成了污浊中的怪物。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他的面孔和身体都在拼命地进行着“不认可”的反抗。这使得他更加狼狈。但对我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被警察带走，下面的立即召开了揭发会。我被指定做记录。因为我写字快，历来班会都是我作的记录。飞快地划了两个笔记本。
以后的日子里，在工作组和班上“文革”小组的启发下，严重的事实被指出来：“我班的领导权已经被阶级敌人篡夺”，原来几乎所有的班干部都是出身“反动军官”，一个个触目惊心地被揭发出来。
除了已经逮捕的杨德立是体育委员，那个笑眯眯的，成天乐于为同学买饭票的生活委员邢同学，那个劳动时一个人扛几把锄头在肩上的劳动委员段同学，顿时都成了“野心家”。一个喜爱说评书，时常逗大家开心的罗同学，被指为“居心不良”。讲过的那些历史段子肯定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记得他讲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风云》。每个开过的玩笑都被重新揭发出来，和他自己检讨出来。
一个留着长发，颇有艺术气质的马同学，喜欢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学，年纪稍长。每天晚自习的休息时间，他都教全班唱歌，并且事先把歌谱歌词抄写好，悬挂于黑板上。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个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学前来观望，纷纷羡慕。那些歌曲多是电影插曲，例如：“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友谊的花朵到处开放。它把浓郁的芳香，撒进了我们的胸怀。”而电影在这场“文革”中已经全部被抹黑。于是“散播毒素”这样的罪名就加在这位辛苦教歌的同学头上。
我们这个班集体由于大家的努力，一直过得很开心很出色很活跃。班上同学的感情一直很浓，有时星期天都不归家，相聚打乒乓球。看完电影夜深了，男生就会送女生回家。学校开运动会时，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就把饭票省下来，送给参加比赛的同学。在那个物资短缺，粮油肉和糕点都定量供应的年代，我们正在长身体的饥饿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节课就饥肠辘辘。而能够把饭票节省下来，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这种事情完全就是自发的，出自自愿。而在运动会之后，运动员们又会把饭票退回去，说“比赛完了，我还没有吃完，这些剩下的饭票，还给你吧。”回答则是：“我够了，你身体壮，能吃，就吃吧。”直到今日，想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眼眶发热。我也参加“中长跑”比赛，是学校800米冠军。我也吃过同学的饭票。
这种感情，在朝夕相处之间，应该是人一生的珍贵收获。然而，就像房屋抵挡不住台风，一切都摧毁了。当时我听着这些揭发，还要记录着这些揭发，真有种排山倒海的感觉。同学们真诚地感到自己的“觉悟太低”，这么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这就是“复辟”。
杨德立消失了。但抓“敌人”的声浪并没有结束。课间操抓捕，拟定这个方案的人，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大恐怖，大镇压的开端。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发抖中过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红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里，我们被命令站立，听那些曾经一起打球，一起做作业，一起郊游的“红五类”同学挥舞皮带叫骂：“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场就有同学晕倒。
比打成“反革命”还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杨德立被抓捕时，他还在挣扎，否认自己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里，班上那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迫争先恐后地坦白自己的“罪恶”，那都是一些莫须有的自我诬陷。
班上一个平时就很怯懦，身体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梦见自己想杀毛主席”。这个成果被报上去后，大家又是一阵恐惧。后来可能是上面也认为太夸张了，没有理会。这个同学平时就没什么让人羡慕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人有什么兴趣再去整他。平时的妒忌，也是学生中“整人”报复的一个因素。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时分的人格塌陷。
我认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班集体的情谊与人性也塌陷了。同学之间信任与关爱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很难恢复。
在校园里，一位老年女教师被抛入了学校水池中。她奋力挣扎，还引来讥笑。爬起来之后，她被剃成了“阴阳头”。
“天阴鬼湿声啾啾”，我时常想到这句古诗，来形容当年的校园。那些花香鸟语的日子一去不返，并被抹黑栽赃。我曾经邀请一位专县上的女生到家中过周日，母亲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说，我母亲要拉拢她。也许她忘记了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得罪我的人，认错就过去了。可是加害于我善良的母亲，我永不原谅。
当“大串联”开始，学校和班级很快就散了摊。从此，人们有意地避开这往日熟悉的集体。
疲劳的串联归来，我在家中歇息。从外面带回许多杂乱无章的印象，自己也难以理清。忽然，在一个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母亲开门，她没有想到，进来的也是一位母亲。
杨德立的母亲来找我了。我站了起来，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组的就是了。他们办的案子。”
我母亲给客人倒水，让座，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鲁。她是一位脸色黝黑，面目端庄的妇人。她先是说好话：“你是你们班最有头脑，最聪明的，所以我来找你。”我一点不留情面地说：“你别痴心妄想了。现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他那个是写反动标语，反革命事件，任何时候，不搞运动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着，作出一副赶她走的架势。我已经听说，杨的母亲几乎把我们班的人都找遍了，没有人搭理她。有一个男生还用一盆水把她泼了出去。因为“串联”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后来找的人。看她的样子很急切，是抱着希望的。听我这样断然的说话，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绝望与愤怒，她转身走了。走出门的她，忽然回过头来，对着我大声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说完，她蹬着气昂昂的脚步走了。
母亲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请她“慢走”。回来又责备我粗暴。母亲对倒霉的人心软。我却有一阵震呆了的感觉。他母亲的呼喊有一种穿破夜空的力量。我一直站在那儿，也不去准备睡觉。母亲看见了我的变化。我彻夜未眠，脑海里出现很多现成的画面，那是被我压抑住的画面。杨的母亲唤醒了它们，她最后的话像闪电掀开了帷幕：“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
我和他都是热情的班干部，在以他为主力的争夺下，我班获得全校男篮冠军。我是文娱委员，在我的努力下，我班无论歌咏比赛还是文娱节目，名列全校第一。当时盛行演朗诵剧。我撰写了剧本《革命接班人》，再现《红岩》里的一幕。杨德立扮演那个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着镣铐出场，一面朗诵：“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他的形象、声音都很入戏，一时成为校园的偶像。
我们都认真地度着自己的学习生活，敬仰着先烈，热爱着集体，追求着进步。杨德立在最后时刻那张极度恐惧和愤怒的脸，他嘴里在喊着：“我不是”，或者是“我没写”，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回忆当时做过的会议记录，同学的吃惊、悔恨、表态，要跟他划清界限。那里面的话，都是一些情绪话，揭发杨平时的不满意、不服气等等，大不了就是为什么他样样出色，却总是得不到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