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说不过去的是那块木板上的“反标”。其实当时我看到，就认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话，只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可以是定语，也可以是谓语。可以组成不同意思的词组。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块木板很短，有一种被截断的感觉。我甚至想过，是否是原来完整的标语，被锯断，只取了这么一串字。比如“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某某”之类。“反社会主义”，这个词组当时到处使用，一个词组，如果说算是反标，那么每天报纸上岂不是都在登载“反标”？凭着坚实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个“反标”的结论。而出外“串联”，看到外面很多大反复的大事情，也长了我的胆识。
杨的母亲说，关了一年，也没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证据，还是当时教室里的那块木板，那条“反标”。所以，她要来找我们班的人。根子在这个班。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门，去杨德立家。我的母亲担心地看着我，她不来阻止我的冲动，因为她知道阻止不了。他家在昆一中校园的一幢教师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门，等了半天，杨的母亲才开了门，一副怀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说，我要和她谈话。她没有让我进屋，而是叫我到校园里等她。
一中原来是我读过的学校，杨德立的父亲就在这里当体育老师。一中也是我父亲的母校，杨的父亲与我父亲曾经是同班。可以想见他为什么不出面，因为他这个“反动军官”已经害苦了儿子。
我坐在一进校门的紫藤花架下，那里可以看得见从宿舍楼走过来的人。杨的母亲走来，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还带着昨夜未消的怒气，我则热情地向她诉说。她的态度奇怪地变得冷淡，她说，要做这个事，只有找学校出面。我不管她的情绪如何变化，她受的打击够多的。我告诉她，我愿意出面去审查杨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当时的当权机构叫“打倒刘邓陶联络站”，同学简称“刘邓陶联络站”，因为刚巧他们也是三个人。一个学生，两名教师。学生胡逊态度热情，他让我去找另外两位老师。学校的大印在他们手里。
孙汉民老师因为在讲历史课时，经常爱发表议论，“运动”一来自然受到了冲击。朱艳芝老师从前是苏联专家翻译，穿着十分洋气，也受到冲击。当我提出要他们开证明，介绍我到公安局和法院去提出复审杨德立一案，两位老师都非常支持，马上盖章。于是我拿到证明，出发。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公安局的王警官，后来他又介绍我认识法院的祝法官。他们都是主管这个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气。祝法官小个子，很有文化，细腻，我们能谈得拢。我说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案子有疑点，祝法官也认同。这使我获得信心。其实，在“运动”中办案，正派的人都心里明白。王警官同意把杨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由我来代表学校方写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然后交给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这样进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头套，准备拿它去装那些材料。
母亲看着我成天跑公安局和法院，担心不已。这些地方是人们绕着走的。我却送上门去。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学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记得我：剪了一个“儿子头”，穿了一双拖鞋，拎着一只枕头套，在校园里喊着：“走，到公安局去，把杨德立的材料要回来！”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走。我于是一个人去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枕头套几乎装不下那些材料。不就是一块木板吗？怎么跑出来那么多？当时我真的担心：还能不能平反。我寻找我写的那两个记录本，没有。问祝法官，他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没有价值，所以也不会送来。必须是有旁证人和举报人签名的。”
我明白了，枕头套里的这些纸片，就是当时根据会上记录，工作组又一一找同学，让他们重新写了亲笔的揭发材料，签名。那些在会上开过口的人都跑不了。还有的同学看到别人写，自己害怕，也搜肠刮肚地写了送上去。有个男生后来就对我说，因为他的字与杨非常想像，所以一上来是要他写他“不在现场”的交代，后来又要他举告。这样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里面还有杨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记。我精研杨的日记。我不能把它给任何别人看。研究它，是为了把杨从牢狱中捞出来。杨的笔迹刚劲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与我相媲美。教语文的孙蕖老师一念范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记写得非常清晰，有脉络。记载了他的感情与思想活动。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日记里有两个内容是突出的：一是详细记录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时的过程与思想。当时航校来招生，杨是我们全校男生以“空军标准”体检时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体素质太全面了。然而，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亲是旧军人。于是杨经历了一段从梦想到坠落的痛苦，以敏锐的心领受了班上同学的各种从羡慕到惊讶，从妒忌到同情的种种反应。这被认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证据。
二是日记中提到几次的“她”，是他所重视的一位女同学，他们进教室会进行目光交流，从彼此的目光中发现欣赏或者冷淡。杨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许是他的敏感。这类感觉，我以为自己也有过。年轻的心，总是会寻找一些优秀者的目光来衡量自己，寻求认同。这还不算是异性恋情。
要说明杨德立无罪，就要驳斥给他的罪名。一是木板定罪：“反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词组，不能构成“反标”。标语，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有主体，有动作，有立场。同时也不能确定为杨所书写。因此杨的“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二是思想反动，黄色：根据就是那些同学揭发他平时的怨言，还有他的日记。
杨德立因为他的“反动军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强烈对比，所以他的内心呼声尤其强烈。他的思想并不复杂，更不反动。他因为迫切和真诚地追求进步，不甘心因为出身而落后。他的埋怨，是因为人家不接纳不承认他而产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与祝法官讨论，逐条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签上我的名，盖上了学校联络站的章。报告交给祝法官。他表示认可，法院的手续就由他处理。
1967年5月28日，杨德立从云南省第三监狱释放。杨后来对我说，“因不懂事，故牢房号和犯人号未记住。”
当天由“刘邓陶联络站”在昆明最繁华的百货大楼上面安排了平反大会，由胡逊主持，孙汉民老师讲了话。我发言介绍案情和平反过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着汽车把杨德立从遥远的监狱里拉回来了。后来，杨告诉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说他没有事了，送他回家。他当时并不太惊讶，因为他坐牢越久，越觉得自己没有事。在牢里，人们听了他的情况，也认为不算什么事情。看他是一个老实的学生，对他还好。
就在我写的报告被核准，确定“可以平反”，但杨还没有出狱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敌意包围中。班上的几个战斗队向我发动一番大字报攻击，说我“别有用心”“想捞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我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无理可讲。
回家思考后，我明白了，原来，那些当年被迫写材料的同学，担心在杨出狱之后，把他们当作报复对象。按政策，“黑材料”是应该等到杨德立出狱，他也在场的情况下烧毁的。算了，我如果坚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宁。于是我作出了决定。当着班上人和“联络站”的面，日记与黑材料都在杨出狱前，全部烧毁。这样做，杨德立出来后，与班上的人就没有芥蒂。班里人的负担也消解了。至今杨并不知道谁写过他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本来日记应该归还本人。但上面已经被划过许多重点，标出一些话，是当年“文革小组”干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烧了。事实证明，在这个平反翻案的过程，我没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权去伤害任何人。
杨德立的案子，带给同学们无穷无尽的折磨。这是一把双刃剑。受尽了命运的播弄，人们应该过上平静的日子了。
下乡到盈江后，一天，远在山脚下的一个男生，原来我的同桌，写了一首长诗，让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骑自行车送到我的寨子来。并让他等着我写回信。我站在一条小山沟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个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其实那不是情书，很厚的一叠，用诗歌的方式，写的都是当年杨被抓捕后，全班人陷入的那种恐怖与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我告诉骑自行车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会从邮局寄信给他。
我曾经热爱这个班。一次下乡劳动，我受了伤提前回家。正好国家体操队蒋绍毅姐妹回乡表演，我头上还打着绷带，就去排队为全班人购票。在大家回来的那天，我等在学校，把票递给同学，心里非常高兴。我是文娱委员，凡有好电影，都会去弄票。而到下乡插队时，我已经不再和班上的人们来往了。
写诗的这位，后来也考上大学，留在大学任教。班上多才艺的人不少，但是我们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1977高考恢复，孙汉民老师知道我要参加高考，他主动跑到我家，为我讲了一天的《世界历史》。可以说，试题都让他捉到了。他告诉我：“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这两个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用最短的时间，复习重点的功课。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平反大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杨德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有一年放假，他带着几个朋友来我家，听我讲北大竞选，看我带回的《开拓》。大学毕业后，再度回乡，杨德立请我参观他的教学实验室，他创办了云南第一个“宝石学校”，培养了很多玉石行业的人才。去年，杨德立到我家里来，赠送他的著作《一本书告诉你翡翠的事》。接着，收到他的一条消息：“从今早6月9日起，每周星期一早10点半到11点，云南广播电台经济频道88.7‘德立说翠’专栏开播，为期半年，敬请指教！”老同学已经成了玉石行业的专家。
我时常对杨说：“善待你的母亲，是你的母亲点醒了我。只有你的母亲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只有她能为你做这一切。”其实我也感谢她，让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杨说，“知道，都在心头。”后来他又告诉我：“上坟去，跪在她面前，扎扎实实磕三个头。”“谁言寸草意，报得三春辉”。
在我母亲八十五岁做寿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谭其惠老师拖着半瘫痪的身子来到宴厅。他大声当我母亲的面称赞我：“你对杨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竖起大姆指。谭老师这话对班上很多同学说过，尤其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是一位“地下党”，一贯严肃。在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我认为，我并不是他喜欢的那类学生。听到行走艰难的谭老师，当着母亲和满桌客人的面，这样表扬我。我的心收获了意外的果实。这或许是我能够给母亲的最好寿礼。
为了另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承当过恐惧担心。班主任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学生，在学生受难的日子里，他也深受痛苦压抑。晚年谭老师写了很多诗，自费印刷成集，赠送我们。那次见面不久，他就逝世了。谭老师安息吧，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在杨德立出狱后，多年来班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桩桃色诬陷案，是由“三角恋”造成的陷害。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杨本人，对于另外两位同学都是一种伤害。我精读研究过杨的日记，但一直守口如瓶。日记中杨虽然提及异性的目光，但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恋情，没有具体交往和目的，也没有一贯性。这只是一种好感和自尊心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那块作为证据的木板，其实不足为据，很偶然。但那字迹与杨相近，按照当时最自然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杨的出身，出色以及强烈的个性色彩，完全可能成为目标。这块木板不大可能是伪造的。如果是蓄谋的，那么可以制造更加坚实的证据，何必用这么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词组来作案情支撑呢？直到杨德立出狱多年后，我和他讨论起来，都觉得蹊跷。那字迹的确是像他的。而他在狱中回忆多次，自己确实没有写过。他在狱中曾经想过，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笔迹，来陷害他的。
杨德立的钢笔体漂亮遒劲，班上有些同学喜欢模仿。中肯的分析是：这个案件是那个形势和那种人的头脑分析的产物。它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们认为是“情敌”的那位。“文革”时，他是工作组所重用的学生。那一年我从海南归家，专程访问他。他担任一个国企系统的法院院长。他对我说，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认为杨案完全是错案。杨入党时，组织上曾经来向他调查，他就是这样表态的。他还说，由于自己参与了此案，愿意随时向杨同学道歉。
这些年来，也有好奇的同学来问我，“当初为杨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除了班集体的文体活动，我与杨没有打过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触还多一些，例如那位在乡下写诗带给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终只是“同桌”。我以前跳过级，算是“小的”，坐第一排，离老师最近。我时常开玩笑说，我们头排的那里知道他们那些坐在后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断”法，杨是为了“三角恋”去坐牢，“第四角”跑来平反，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可是我自从在昆明百货大楼的“平反大会”上看到杨，一晃六七年没有再见。这也不符合感情的逻辑吧。这种“小感情”思维方式，容易使人徘徊于阴影之中。
杨德立出来后并不知道“平反”过程，听到班上男生小廖说，才知道我起了作用。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与杨德立通电话，向他核对几个时间，他依然对“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经获得他的“黑材料”。当我说“我读了他的日记”，他大吃一惊。我提到一些内容，他还记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杨的案子平反是迟早的事情。在当时学校师生的支持下，我积极出动，促使整个事态提前了。而这对于杨至关重要，减少他受折磨的时光，从而赢得了与同龄人一起下乡、招工、考大学的时机。当全国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来，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后，杨和我都已经上了大学。
我认为，有一个人是应该出来“亮相”的，这就是当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组长吴某人。在昆明市，在全国，在中学校园里从中学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进司法部门，送进监狱，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事情也是不多见的。这是工作组的“创举”，当年吴一定有“立功”的感觉和所得吧。吴组长不能逃避，应该前来道歉，向杨德立，向我们全班和全校师生。
亲身经历同学被逮捕和诬陷，这个撕裂青春，断送班级友谊的血腥记忆，恐怕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恶梦中消失了。在晴朗的天空里，却布满了看不见的利箭，突然会射向安宁生活着的人们。
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生活在这样的危机和心态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