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镇压告终，在本土恰好启动了权贵专制（市场列宁主义）为特色的另一种新制度的建构，并且出现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皆遭严重破坏，代价极为高昂。
第二、八九学运也彻底颠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教条。学生请愿静坐绝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全民道德空前纯净，一个民族出现她最神圣的瞬间，却仅仅由于一个人，即邓小平的拒绝，化为乌有；这个政权，连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都拒绝镇压学运，但是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这些极端的不合理，是一个制度的意外昏厥，还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本质？
第三、用坦克机枪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与深谋远虑、卧薪尝胆的对付西方，在智力、谋算上完全不对称，这也颠覆了常识；大屠杀之后，中共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大开国门，向西方献上廉价劳力和生态资源两大“厚礼”，这样卧薪尝胆的韬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学潮发生之初？学运明明没有向中共要政权、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对话而已；
第四，逻辑荒谬，例如邓小平用发展经济来挽回屠杀导致的统治合法性缺失，然而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邓小平就是农民观念，只要让中国人吃饱饭，再有点钱，这个政权就不会倒，这么荒谬的“前现代”设计，居然大获成功——中国经济起飞、民间岁月静好、中共手里掌握两个百万亿——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还是亿万人民勤劳苦干，已经分不清楚，而所谓富裕，则是贫富崩裂，社会公正消失。
第五、邓小平的“开放”，也诱惑西方打开“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扇大门，而中国从不遵守协议和规定，不仅不给中国“廉价劳力”基本人权，也盗窃西方技术，两厢占便宜，铸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却是一个“数码列宁主义”，比毛泽东中国从苏联抄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大大升级一步。
在邓小平设计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的韬光养晦之下，欧美不是养祸遗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监控、数码集权之下，民众不是连韭菜都不如？
在经济大幅增长了三十年之久，中产阶级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经“红薯换蒸馍”的农民，蜗居在大都市边缘，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乡？
扛着上面六个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样吗？
这都是用“六四”换来的。
2、请教苏晓康先生：原本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改变方式。一种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种是渐进改良，过去也曾经有过告别革命的呼声。六四34年过去，这两股思潮现在是否出现消长或变化？（六四34年之后，中国是否又走到了革命前夜、呼唤辛亥革命的时刻？）
答：“六四”三十四年了，还要去谈它的伟大意义、成败得失吗？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紧迫、爆炸性，甚而尴尬的大问题：革命前景，也就是最近几年民间一直在议论的“辛亥迷思”，说它迷思、尴尬，是因为自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一直被“保守主义”思潮所垄断，思想界弥漫的一直是所谓“告别革命”，连大师级人物也不能置身其外，我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从八九年以来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教授，在其晚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的意义，乃是在中文话语中被彻底忽略的一个重大现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余温不绝的“余英时热”中，也绝少有人提及他这一晚年痛苦和大声疾呼……
2011年秋，余先生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
但是中国政局出现的惊变，是这个政权第一次遇到的对手，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一个流亡富豪郭文贵，美国之音龚小夏的一次访谈在一个小时之际被掐断，后来明镜陈小平对他的专访，在YouTube（油管）上，整个网站遭到 中共当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报道称这是youTube的服务器首次被黑客瘫痪。
国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皆称郭文贵为“天神天兵天将”，杀伤中共体制前所未有，亦可见民间与体制力量对比之悬殊。
王军涛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话：“精英要与痞子赛跑”，居然让看到了一个“痞子”，也印证了他三十年前的预测，然而，这回却是痞子让精英五体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来，我当然不认为爆料可以爆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集权，然而，中国民间不可能期待“陈胜吴广”是肯定的了，但是难道连“孙中山”也无可期待了吗？
3、请教苏晓康先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习近平当局极力抹灭六四记忆、清洗历史、使出文革复辟的洗脑监控手段，六四要如何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与精神存在，继续影响下一代？（继续书写、继续发声）
答：讲一点回忆，2001-7-15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有一个文革讨论会，听众提问之中，一个少年问：那会儿是谁在指挥红卫兵？还有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侃侃而谈：你们说得那么具体干吗，怎么没有理论高度的分析？等我上去发言，我就说我才发现，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们在谈三十岁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了，是一桩在年龄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们不懂，已经无法描绘清楚细节的历史事件是没有理论可以提炼的，我还讲，中国文革至今未能成为人类共同记忆（universal memory），如犹太人的Holocaust，原因很多，但等到这些暴虐细节被彻底遗忘干净之后，文革可能会以另外的解读被重建起来，那是老毛就可以借尸还魂了。
中共不清算文革，也造成了他们的灾难，因为邓小平就是认为柴玲他们，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这是六四大屠杀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的后果。所以习近平为了提升他的政权控制力度，就想倒退到文革，想学毛泽东。
八九以来，中共竭力封锁历史、抹杀记忆，使八九六四成为一个空白，所以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曾发生了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邓小平是谁，当然更不知道赵紫阳、柴玲了。我注意到，犹太人拒绝遗忘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讲故事，他们在最有效的空间，比如电影里讲大屠杀、集中营的故事，很容易就把它们变成普世记忆，跨越了"文化屏障"和国际的边界，使得犹太人的经验，变成普世的经验；法国人也是如此，使非法语的读者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和书籍。
而"中国的经验"，甚至不能在中文领域里传播，不能穿越台湾海峡，台湾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陆发生了什么，繁体中文里没有关于简体字里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两边是隔绝的，就像那个海峡。
五、六四“真相”——从一本书说起
“闭关锁国”不止是贸易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中共这个政权，至今害怕“欧风美雨”，连清末都不如，比如封堵“八九六四”真相，便是其一大宗，36年如故，然而你越封堵，民间越出幺蛾子。
大概二十多年前了吧，从中国“输出”一本《中国六四真相》到海外，几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夏伟、林培瑞，对该书的真实性做了仔细考证，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说，“经过好几年，通过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个人在本书材料的真实性上感到满意”，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在书尾更有长达十五页的“真实性考量”，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也确认他们关于真实性的认证。
当时他们还发给我一份，想听我的看法，我从语言上判断，这些都是所谓“中共中央文件”，所以“张良”此人不外乎是个秘书型的人物，手头有的是文件，据说他把两千份文件刻录到一张CD盘上带到境外，此事件震撼的，不是那些文件有啥价值，而是中共体制的泄密问题，以及泄密者背景。其实《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也接触过张良的：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据闻，张良索要十万美元，金钟觉得不值，于是此书便到了黎安友的案头，三位中国通极神速地英译出来，当时便产生轰动效应，假如以中译本先发表，绝无此效应。记得余英时教授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张良曾到他府上拜访过，余先生对记者说，这些文件要编造也可以，但工程浩大，不是一两个人能干得了的。我则觉得工程倒也没那么大，主要是熟悉中南海运作内幕、细节，非外人所能奏效。黎安友教授的序写得很好，他写东西很有气势。
星期天（15日）把傅莉一人留在家里，我去法拉盛参加关于张良那本书的讨论会，在会上只待了不到两个小时，中间休息时就往回赶，到三十四街火车站差五分钟就有一班车，如此顺利，德拉瓦去法拉盛一趟来回还要六个小时。
我进去时陈一咨正在讲，居然大言不惭杨尚昆是什么"有良知的"，我打断他的话：
"什么时候杨变成有良知的了？他可是六四罪魁祸首。"
"晓康，你不知道，我能逃出来，就是杨说了话。"
"那又怎么样嘛！这样下去，邓小平也会变成有良知的……。"
后来我发言，《多维》刊出如下：
‘我觉得《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很有史料价值。研究共产现像，研究纳粹现像，都发生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史料不足。包括研究斯大林、希特勒等。我想，研究中共也有这个问题，而且中共比苏联、纳粹做得更好，重要的材料都销毁了。
我听说索尔仁尼琴回俄国后，据说已经写了七大卷还是四大卷俄国史的书。我们在纽约有个朋友，老批评人家，其实他根本不懂！
我们现在的人呢，太好分析，可没有史料，有史料也不爱保存，尤其中国人，有一点史料就猛分析，没史料也分析，特别爱分析。
我就非常感激斯坦福大学的王友琴，她现在在芝加哥大学。每年夏天她都回大陆，一个人调查66年学生打老师这件事请，她就是想把史料留下。如果没有她，这事我们搞不清。
那么六四——张良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也好，目的也好，有什么作用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保存下来了。最好是他从中央档案局里直接搬出来的。
(何频插话：事实上，我们出版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始材料比这多得多。)
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判断啊，我就判断里面一段。
书里有我在广场上去劝学生讲的一段讲话。（突然起立）我的天呢，一字不差！（众人笑）我一看，唉吆，我说我自己都忘了！我就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讲了两分钟就走了！就是公安局拿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的嘛，一字不差！（众人笑，有人插话：伙计，要相信党嘛。)
张良这本书，不用挑他了，这里肯定有色彩，有目的，也可能有不足，我们现在有这么个东西，当然以后就比较容易。否则，当六四平反的时候，档案已经没有了。邓小平、周恩来死前，都把他们的档案给销毁掉了！（重新坐下）
比如说，庐山会议，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那一次，彭德怀那句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娘，我今天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这句话，那次谈话就没有记录留下来，现在谁也不知道了。这是后来在彭德怀的检查里找出来的。没有史料，研究庐山会议历史你怎么研究？那关系到后来饿死几千万人！
去年有个英国学者，他认为纳粹屠杀根本没有这回事，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当然西方自由，他可以随便写。所以现在研究纳粹都有史料不足的问题。（陈一谘插话：南京大屠杀的争议也是因为史料不足。)对呀，史料最重要，分析并不重要，你现在分析得挺高明，过一百年你再看，那都是垃圾！(众人笑)史料它就是史料，再过一万年，它也是史料！真的就是真的嘛。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六、“六四”开枪令
中宣部制作一盘“六四光碟”，首次透露了下达‘六四’镇压命令者是杨白冰，但也同时证实杨尚昆不主张武力镇压，对‘杨家兄弟’的一打一保。
吴稼祥曾证实，四月份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后，领李鹏去见邓小平的，就是杨尚昆。吴表示，这样一位‘在策划或参与干一件不好的事时，事先就想好退路，想好如何让自己脱离干系，并采取相应措施’的人，只有杨尚昆可以做到。‘杨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就在收集一切可以到手的文件，并根据对自己的有利原则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自己对历史有个交代’。而且，根据中共中央档案局或秘书局档案处管理的严格程度，只能假设这些‘天安门密件’是在入档前流失。‘那么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六四期间可以阅读所有这些文件，并加以备份呢？特别是其中有的文件记录的只有邓小平和杨尚昆两个人的谈话’，所以，‘除了邓家和杨家，无人有这样的资格获取这些文件’。根据吴的分析，如果是邓家所为，‘一定会公布杨尚昆带领李鹏等人于四月二十五日向邓小平汇报的记录，这是为邓本人洗刷罪名的最好例证’，但是在《中国六四真相》里，却至今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邓杨摩擦隐患，留下六四危机的突破口？
张良《六四真相》与蒋彦永上书，皆替杨家将粉饰，也是对现存体制构成威胁的唯一力量，所以人民的悲痛和抗争是零，而党内权争才是政治动力，这是一个典型前现代社会。
邓杨如何交恶，却更令人感兴趣，一如当年毛刘交恶、毛林交恶，乃是斗争的聚丛。我对陈小雅说，她的“四股势力玩六四”说法至少在杨家将一端是准确的，杨尚昆此人是个巨奸，以谋略视为当然，而邓只是想用资本主义救中共，却不能应付区区街头抗议，大开杀机。
要这个政权偿还此血债，恐怕陪上老本都不够，所以江泽民的思路须维持六四定性总体不变，而以“最后军队开进长安街与广场时失控”，只问“军队”的一个错误，把屎盆子扣在杨白冰头上，亦可抚慰“天安门母亲”丧子之痛，此法乃党牺牲解放军而图开脱，要看今日“党指挥枪”还有多大效力了，但无疑又留下一个隐患。
中共党军交恶，源头在这次天安门大屠杀，最近习近平与军方摩擦，再现此恶疾，由此我们无法预测，中共垮台后是天下大乱，还是军阀割据？
张良的东西，要拼凑不容易，上层特别是"八老"那些玩意儿，不是拼得出来的。
2013年4月，前苏联关于中共"六四"档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作者脸书2018-12-04
巴黎好友南希，率一英国电视制作团队，来跟我访谈"六四"三十周年，我讲三个主要看法，是我自己过去也很少谈到的：
一、八九年的这场政治冲突，无论你怎么界定它，都绕不过去它是一个整体的失败，一个官民双输的结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的严重后果，因为三十年后中共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问题是，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
二、六四屠杀，是邓小平在胡耀邦追悼会的那一刻就决策了，因为追悼会之后他"失踪"了十八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说明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暴力镇压；讽刺的是，六月初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大量递减，主要也是外地学生，从技术上讲，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军队驱赶，据称中共高层今日也意识到：天安门镇压得不偿失，让他们背负了不堪承受的历史重荷。
三、八九学潮中，北京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奋勇上街，保卫、声援、照料学生，是中国人善良的大展现，北京城里民众指挥交通、"小偷罢偷"，这是一个奇迹，可能上百年也难出现一次，然而，它并不是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式的，所以任意挥霍民众的善良，或者将其不适宜地利用于任何政治目标，都是不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