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三个人的名单，其中一个蒋式瑆是谁呢？御史。
根据记载，1904年初，蒋式瑆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贪污腐败，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慈禧留中不发，但奕劻掌握到了关键证据，时刻决定要搞下蒋式瑆。
偏偏此时蒋式瑆给商部上了奏折。
商部此时的一把手尚书是谁？载振。奕劻的儿子。
这就有趣了。蒋式瑆一边告了老子，一边向儿子所管辖的部门请托。
那答案只有一个，蒋式瑆在商部有其它靠山。
这个靠山是谁呢？
我们发现，此时的商部左侍郎是陈璧，商部右侍郎是顾肇新，此外领导层还有左丞唐文治。
陈璧是袁世凯的铁杆，后来还因为和袁世凯走动过密被载沣革职。
顾肇新、唐文治是恭亲王奕䜣时期的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还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校长。
更有趣的是，商部曾经有一位左丞，如今正好高升去了军机处。
此人就是袁世凯铁杆中的铁杆，徐世昌。
说到这里其实很明显能看出来了，从最一开始华商电灯公司就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群体的产物，名义上是民间资本，实际上依旧是个壳。
而袁世凯是谁，我想不用做任何介绍。
袁世凯和戒台寺的关系呢？
戒台寺里唯一没有落款名字的牌匾，选佛场，就是由袁世凯书写的。
没有落款，是因为袁世凯争议太大。
没有落款却依旧将他书写的匾额放上去，是因为袁世凯影响太大。
至少在戒台寺，袁世凯的影响还是极大的。
于是在我们的洋务戒台寺拼图里，又多了一层。
洋务1代：恭亲王、李鸿章。
洋务1.5代：袁世凯。
在这样一个传承有序的流程里，我们会很快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登场。
话题先回到华商公司。
清廷给了华商公司什么优渥条件呢？
1，免除关税特权，豁免华商电灯公司购买机器的全部税金。
2，授予华商电灯公司在北京城内的独占经营权，营业区域为京城内外。
于是1906年，位于北京前门的电厂正式建成，北京城除了皇城和外国使馆外，其它地方也可以逐步使用上电力。
但问题接踵而至。十年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于老旧城区厂址街巷狭窄运煤困难、城区水源不足无法冷却机组、燃煤污染严重、产能极低，老旧电厂不堪重负。再加上北平城市扩张、商业繁荣、机构激增，因此用电需求暴涨。
更主要的是，一战爆发了。
一战爆发对电厂的直接影响是，原本设备大都进口于英国和德国，而一战以后华商电灯公司从英德等国进口机械设备出现了问题，而且因为运输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不得不调整电价，此举又进一步引发了用户的强烈不满。
基于种种原因，1919年，华商公司决定申请换厂。
选址就选在了石景山。
此地毗邻永定河，水源充足适配工业机组冷却；背靠京西煤田，燃料就近可取；紧邻京张铁路干线，煤炭运输高效低成本。绝佳的地理优势，让石景山成为北平电力工业的唯一最优解。
又是一段看似顺理成章的描述。
但很多时候事情办得顺理成章，不代表背后就一定顺理成章。
注意时间节点，1919年。
五四运动那一年。
而华商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呢？向谁申请的呢？
终于回到本文开头了，曹汝霖。
此时的曹汝霖，身处人生最汹涌的舆论风暴中心：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游行，他的私宅被焚、名声尽毁、千夫所指，朝堂内外弹劾文书堆积如山，民间舆论将其钉死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人身安全、政治前途、个人声誉全部濒临崩塌。
在外人看来，此刻的他，理应惶惶不可终日、四处辩解、疲于保命，根本无心顾及任何政务与实业。
而他却在敲定石景山发电厂落地、规划京西煤电专属供给体系。
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件事对曹汝霖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曹汝霖知道，交通系是他的基本盘，也是他最重要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在这场风波背后，恰恰就有人在觊觎交通系的资产。
因为曹汝霖知道，职位是虚的，利益是实的，他已经做好了被革职的判断，那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任上的最后一些工作。
从这里我们能清楚看到，从袁世凯开始到曹汝霖，华商电力公司一直在押宝北洋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从恭亲王开始到曹汝霖，戒台寺周边地区也一直在北洋系手里。
1919年五四运动，有好几层背景。最直接的自然是外交主权争议，但深层是北洋两大派系的厮杀。
研究系和新交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