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同年十月，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夺权推翻临时政府，并没有继续推进民主革命，而是逐步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实际结果不是把权力交给真正多元的苏维埃民主，而是把权力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手中。⑥
1917年底举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未能获得多数。社会革命党因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取得优势席位。按照民主原则，选举结果应当受到尊重。然而，1918年1月，立宪会议召开不久后，即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
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选举失败后不承认选举结果，以枪杆子解散代表民意的议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以党权否定民权，以暴力否定人民主权。这是所谓“十月革命”具有反民主、反宪政性质的关键标志。
此后，布尔什维克彻底抛弃民主法治，建立起党国体制、秘密警察、红色恐怖、思想审查、政治清洗和集中营体系。到了斯大林时期，这一体制发展成高度极权化的恐怖统治，造成大规模政治镇压、饥荒、劳改营死亡、民族强制迁移和人权灾难。
因此，从现代宪政民主和人权标准看，所谓“十月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革命，而是毁灭二月革命民主成果的反动行径。它推翻临时政府之后，没有建立自由制度，反而建立更严密、更系统、更意识形态化的新专制。称其为“十月反革命”，比称其为“十月革命”更符合历史本质。
五、中共革命是破坏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反革命
中国近代本来已经多次打开通向宪政、共和、民主和法治的大门。
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中国已经逐步出现从皇权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可能。如果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路线能够成功，中国或许较早走上君主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虽然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制度不稳，但中国毕竟结束了两千多年皇帝制度，迈出了从皇权专制走向共和政治的重要一步。
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后，中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如果没有中共长期制造武装割据和阶级斗争，中国本有可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逐步推进国家建设、现代教育、市场经济、宪政改革和法治秩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同美国等盟国合作，坚持长期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维护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苏联因素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苏联出兵东北虽然击败了日本关东军，却同时拆卸和破坏东北大量工业设备，并在客观上为中共接收武器、扩大地盘和发动内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苏联的介入与中共的武装扩张，使中国原本可能走向战后重建和宪政转型的道路被阻断。
中共以“革命”名义夺取政权，实质上并不是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而是建立了一种比传统专制更深入、更全面、更恐怖的现代极权统治。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分裂为“人民”和“敌人”，用暴力重组国家、财产、社会和思想秩序。
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大批地主、富农及乡村精英遭到杀戮和迫害。公私合营消灭了城市中的企业家阶层和市场经济基础。反右运动镇压知识分子，使独立思想和公共批评几乎被彻底压制。大跃进以荒唐的政治狂热愚弄全国人民，根据虚假的“放卫星”产量强征农民的活命粮，破坏经济、生态和社会基本秩序，并制造、加剧和延续人为大饥荒，造成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
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国内外研究估算差异很大，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乃至更高均有不同说法。低于3000万的数字显然严重低估。根据廖伯康向杨尚昆的汇报，仅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1250万以上，饿死率大约18%，四川省荥经县饿死率超过60%，我的老家四川省江北县饿死率超过20%。杨继绳估计约3600万人死于饥荒，另有应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口约4000万，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总损失高达7600万人（相当于全德国人口）；冯客估计非正常死亡至少4500万人；曹树基等研究也给出数千万规模的死亡估算。无论采用哪一种估算，大跃进饥荒都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人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