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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崩溃的原因,其实很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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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过半,想起了这篇文章,想把这个系列写完。

当繁荣碰上了制度的天花板

我曾在一篇唐朝坊市制度的旧文中提到,因为刻意压制市场,唐代长安城其实没有绝大多数作品中想象的那么繁华——哪怕是能做生意的东市、西市,想夜里摆个摊都要皇上恩旨才能“暂驰宵禁”,这个城市的市场力量能强大到哪里去呢?、

所以很多吹盛唐的文学、历史作品一直不愿反思的是,唐代的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唐朝权力中心难以影响的边缘地带的胡人,发现一个偌大的东方帝国居然缺少足够的商业流动,而敏感的选择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利用其外国人的身份去填补这个空隙。这就是为什么有唐一代,真正能把生意做大的商业巨头,都是“昭武九姓”这样的胡人的原因。

换而言之,我觉得不是这个王朝商业繁荣的证明——反倒更像是个讽刺。

而商人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受抑制、受打压、受鄙视的。

在唐代,你万一从了商,这辈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能考科举做官入“正途”,哪怕子孙中有李白这样的逸才,能靠华美的诗文和散尽千金“干谒诸侯”,他也很难真正出头。

从这个角度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白这辈子能有志难伸、写出那么多感叹“行路难”的诗文、诗人不幸国家幸,说到底最初动因就是因为唐王朝采取了一种打压、曲抑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所以盛唐的繁荣是对农业化的、中央集权式的,而不是商业化的、民间分散式的。它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强大——这个国家武力很强盛、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一算工农业总产值也不错,但商业被有意压制。

这一点,你在读唐诗的时候也能隐约咂摸出味儿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诗人赞颂了仓廪的丰实,国家的稳定,粮食的充足,但却没有谈商业有多繁荣。等到安史之乱一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时,损失也是“内库烧成锦绣灰”,在要不然就是《三吏》《三别》中基层农民田地荒芜、流离失所。今天很多讲盛唐的电影中乐于展现的长安商铺怎么遭了祸害,唐诗中是很少给镜头的——

事实上,你仔细观察一下,盛唐诗人中肯把笔墨用在写长安商铺上的,恐怕也只有“商人之子”的李白,写的也仅仅是“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之类的。

唐诗为我们塑造的群像中,有农民、有军士、有官员、有美人、有天子、甚至有侠客、有神仙,但唯独就是没有行商。

像同时代古维京歌谣中唱诵的维京勇士云游四海、一边做生意同时兼抢劫的诗歌在咱这儿是没有。这不得不说是当时文化心态、政策导向和社会现实的三重环境使然。

而如果你进一步观察一下支撑整个盛唐的两大柱石——均田制与府兵制,你会发现唐王朝这个帝国的整个构建思维,居然就是去商业化的。

授田与府兵:大唐版计划经济

先说均田制,均田制起源与北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土地荒芜的问题,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从此之后田地由国家统管,国家定期进行人口统计,然后依照人口统计,给每个国民“授田”,成年男子授多少田、女子授多少田、儿童授多少田、奴婢授多少田、甚至耕牛授多少田,都是有细致规定的。而田地又细分为“露田”“倍田”“世田”等许多种类。每家每户每次怎么受田,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而这个计算高度依赖朝廷基层官员的行政指挥。

所以,童年回忆《武林外传》里捕快燕小六那句著名拔刀之问:“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说说说说说!”这个话至少放在隋唐是没问题的——朝廷必须知道这些,不然怎么给你授田啊。

这个体系像什么?是不是特别像苏联后来搞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是的,“均田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政府试图通过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最大限度的调用社会资源。

于是理所当然的,土地买卖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田租、田税的缴纳,也主要不是通过货币的方式,而是类似“交公粮”,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完成交易。就是要在民间最大限度排除了商贸存在的空间,把发挥的空间让给行政指令。

而这种均田制的一个必然延伸(或者说目的),也就是府兵制。

府兵制,由朝廷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辖地挑选一部分百姓来,让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参战,获得的奖励则是“免其身租庸调”——原本官府授予你田地,你是要交租税、服徭役的,现在可以通过成为府兵免除了。

朝廷就通过这种方式“白嫖”了,而不用发军饷,甚至作战用的马匹、武器也可以让府兵自备。

这就是为什么隋唐前期,朝廷动辄可以依靠府兵制度拿出大量兵员作战的原因,典型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居然真真切切的拿出了上百万府兵参战,即便是“耗竭民力”,但别忘了,那是公元四世纪,把同时代所有其他文明的士兵凑在一块,估计都难凑够一百万人。可是隋炀帝居然能够做到说打就打,而且还打了三次。如此力量的使用者,只要不像隋炀帝那样心里没b数,打出“巨隋”、“巨唐”来,真的并不太难。

你看,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魅力。计划经济对于国家而言相当于一针兴奋剂,它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压缩市场、消减民间的自由流通,让中央政府调动惊人的资源和力量。而这种效用其实是不分时代的,工业时代的苏联曾经做到的事情,农业时代的隋唐其实同样做到过。

如此算来,俄罗斯人反而应该算是拾了我们祖先的牙慧。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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