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任何兴奋剂都会有它的副作用，计划经济这种体系尤然。
到了盛唐时代，这个副作用就开始发作了。
首先是均田制的败坏，后世很多人一提到均田制败坏，就本能的说唐朝吏治的败坏和富户的土地兼并，潜台词是均田制本身是好的，都是腐败官员和地主老财们不顾国家大局，把这好经给念歪了。但你了解了均田制的本质后就会发现，这注定是一套在稳定发展的社会中难以被长期执行的制度，因为大唐那么大，每块土地的肥力、水热、耕作时长等等条件都是完全不同的，均田制可以不断细化对这些田地的区分，但只要社会还在承平，农业生产在发展，这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管制的细化迟早是会被甩开的。真正能够合理调节农业生产这种发展变量的其实只有市场，可是均田制恰恰拒绝市场，拒绝土地私人买卖，甚至拒绝农业产出的自由流通。那么这个体系就必然遭遇落伍和解体。
同样在发展中败落的，还有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朝廷以土地替代军费，隋以前长期的乱世使得天下人口大减，农业生产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这个时候朝廷用土地去赎买兵员，是划算的。承平日久，生产力开始恢复，土地的价值自然急剧提升，这个时候国家再选择用单位土地去换取兵员，其实就已经不划算了，远不如把土地产出的粮食换成钱，赎买一支能够长期征战的雇佣兵。
而从府兵自身的角度讲，随着唐代仗越打越大，战线越推越远，敌人越来越难啃，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以前应征从个军，仗打完了不耽误回家收粮食。现在不一样了，一次从军就要耗费数个月甚至经年的时间，别说田荒了，老婆没准都跟人跑了。你让这样的军队能保持战斗力高昂，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隋炀帝和唐太宗相继征高句丽而不得，败就败在这一点上——那旮旯实在山高水远、路难走。府兵们想着家里的田赶不回去种，自然归乡心切，不可为用。
于是府兵制成为了一个朝廷和士兵都觉得亏本的买卖，它的崩溃解体、让位于募兵制，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
但一个致命的问题随之也就出现了——如前所述，隋唐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朝廷习惯于通过行政指令而不是资金去调动社会资源。现在府兵变募兵，朝廷一下子开了一大个财政口子，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补这个窟窿，而仗有不能不大，“武皇开边意未已”么。那能怎么办呢？只能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者，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与杨国忠，盛唐叙事的背锅侠
是的，李林甫，后世史观受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的影响，觉得此人就是典型的奸相，口蜜腹剑、嫉贤妒能、残害忠良、姑息养奸等等等等……似乎唐玄宗就是晚年昏了头，才挑了这么个货替他打理国家，最后搞的天下糜烂，他一下台，安禄山那边就反了。
可是我总觉得，这种脸谱化的解读，其实是传统史学的无能——宋代以后被强化的那种儒家史观排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分析方式，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重要，而把一切王朝的兴衰都归咎于了“忠奸之辩”，觉得只要是“主明臣贤”“群正立朝”国家就一定能搞好。反之，国家搞不好，则一定是出了昏君、或者是奸臣。
那“安史之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昏君当然就是唐玄宗，他“前明后昏”，但皇上不能骂的太狠。得找个大奸臣来背锅，那奸臣在哪儿呢？就只能是李林甫、杨国忠这俩货了。
但你抛开这些史书浓墨重彩细致描述的那些权术纷争，细看李林甫在任期间的财政政策，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不堪。作为操持国家转型，这个艰难局面的宰相，李林甫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他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尽可能的扩大唐王朝的税源，他改革租庸调制，鼓励以钱代役、以钱为税。这些都是唐王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进行急转过程中必须搞的改革。甚至李林甫还主持修订了《唐六典》——后世史学家为了做实李林甫“奸臣”的名号，死活不承认这部唐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规范性法典是他修的，愣把这个功劳归功给了张九龄，说李林甫就是冒名顶替云云。
其实你但凡动脑想想，都知道这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