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唐玄宗没有老糊涂，他看人一直是很准的，李林甫这人，至少在“搞钱”这一件事上，有着同时代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超强能力。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贯”比唐玄宗刚继位时增长了整整六倍，李林甫居然还能撑着这个摊子不倒，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这只怕都是一个国家理财的奇迹，主政者怕不是要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李林甫的财政改革，有那个“阿喀琉斯之踵”——
盛世大唐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内部商业市场健全并高度繁荣、国家稍微进行一下改革就能财源滚滚来的商业社会。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一个计划型社会。李林甫要搞钱、搞财税改革，用金融代替指令作为撬棍驱动国家，这个思路对。但计划经济是有惯性的，这事儿在苏联身上就教训深刻，在唐王朝那里其实也不遑多让。
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唐朝，甚至连用来“以钱代役、以钱为税”的那个“钱”都不统一。
是的，中国古代以铜钱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曾一度运行较为良好，但汉武帝盐铁专卖、国家铸币等“大有为”政策一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东汉末年，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失去了民间信用。曹操、刘备这帮军阀“直五百”这样的铁钱一乱发，老百姓就更不愿意用钱了。于是像粮食、绢帛这样民间可以控制质量的一般等价物，开始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基础。
而如前所述，隋唐的关陇贵族因为班底起自北朝，他们其实是凭着勇武征服天下的，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制度，在推行农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甚至朝廷还在推行各种制度，有意曲抑和打压民间的商贸流动。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哪怕到了盛唐时代，至少在北方，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依然是丝绸、绢帛这些代用品。甚至朝廷给士兵发赏赐、进行政府采购，发的也是绢帛。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二战之后西德经济崩溃，民间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用香烟、手表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但你能想象等到西德经济已经腾飞、成为西方经济三甲之后，民间交易的主要一般等价物依然是香烟、手表么？
如果是这样，那西德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定是空前失败的。
而“盛世大唐”的货币体系，基本就给人了这么个感觉——这不出乱子才有鬼呢。
“半尺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的《卖炭翁》，写了唐代官民矛盾之不可调和，但你想过没有？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下，这个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衣使者白衫儿”采买那一车炭所用的一般等价物是高信用度的，卖炭翁应该乐得自己刚一进城就把这车炭卖出去了才对。
这可是政府采购啊！你问问现在的商人，谁摊上这事儿不开心？
可为什么，无论白居易还是读他诗的人，一看到“半尺红绡一丈绫”就默认了卖炭翁吃亏并心生怜悯呢？
一句话，绢帛这种当时朝廷认可甚至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居然没有那么好的信用度！
它的价格是不稳定的、它的交换是困难的。而唐朝廷又不得不使用这种落后、不靠谱的“货币”去撬动社会资源，于是整个王朝的市场混乱、怨气积累、乃至失序，就成为了必然。
事实上，在李林甫推行了他不得不做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天宝年间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现象。天宝末年一匹上等绢在长安能够卖到550钱，大约是开元初年的三倍。但绢的质量又是参差不齐的，经常是朝廷征收赋税时按最高的绢帛质量征收，发下去时却被中间官员以次充好，大量的“中间差”被唐朝的行政体系所自我消化，搞的民间怨气深重不说，也让整个财政体系，越来越变成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这种混乱，跟苏联后期突然放开市场，而市场因为长期被压抑、孱弱，继而引发价格混乱、失序，是有相当的相似之处的。
只可惜李林甫并不懂什么“休克疗法”。
而在他下台之后，接任他的是杨国忠，这人说来也是有点“奇才”，他居然想出了一个类似的法子——
杨国忠这个人，说起来算是李林甫的卧龙凤雏，他也是一个后世为了让儒家“忠奸史观”完成自洽、被宋儒抹黑到极致的人，后人想起他，印象就是“杨玉环他哥”，靠裙带关系捞上宰相的。《新唐书》直接把他列入了《外戚列传》。
但他其实只是宠妃杨玉环的远房亲戚，唐玄宗用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他确实有独到的理财思路。
杨国忠的理财思路相比李林甫更为耿直——既然以绢帛、丝绸而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乱了。那发放高质量的铜钱、银铤，重建一个稳定的、有中央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不就行了吗？
杨国忠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后来唐德宗时代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之所以流为千古定制，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启发。
但想要进行这样大的、休克式的财政改革、进行一般等价物的彻底置换，必须要先做到一点。那就是要把政府的财政开支首先降下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旧体系中自成气候的小集团必须先被打破、重组，这样改革才能进行。
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所以失败，其实就是败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有太多“军工复合体”的小集团，他们的利益紧紧维系在旧体系上，不允许任何改动。
而杨国忠遭遇的难题其实比戈尔巴乔夫还严重——他面对的“天宝十节度”，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要重建中央货币信用体系，理顺财政和市场关系，相当于要对这些地方势力征收新的“铸币税”，你觉得节度使们能同意么？即便节度使们同意了，他们手下那些骄兵悍将会答应么？
于是杨国忠不得不采用最“质朴”的方式——削藩，在唐玄宗面前“数言安禄山必反”。
说实在的，安禄山如果不是被逼的万不得已了，他还真没必要造这个反，他独领三镇节度使已经吃不愁、喝不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还冒这个风险干嘛呢？
只是唐王朝行到此处，所必须转的这个急弯，已经让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了。动人的钱袋子有时候比动人性命还要让人痛苦，因为前者将造成的困窘和死亡，是一个异常缓慢而折磨的过程。
所以安禄山只能喊出“清君侧”的旗号，誓杀杨国忠以为自己的藩镇争取生存空间。其实不仅他这么喊，马嵬坡兵变的那帮士兵不也这么喊么？这说明当时的军阀对杨国忠试图上收“铸币税”等财权的尝试是非常不满的。
而最后，这场“清君侧”不仅逼死了杨国忠，还连带着让杨贵妃也香消玉殒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印象，好像是昏君奸臣因为“汉皇重色思倾国”、所以才把“盛世大唐”给搞没了。
王朝的死循环
但看过此文，请你扪心自问，大唐的盛世难道真的杨玉环的美色，或唐玄宗的昏庸，或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或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才折腾没的吗？
不，唐代的盛极而崩，其实是一种“体系性崩溃”。
支撑隋唐建立、统一、进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均田制、府兵制等等制度，是一种指令性、计划性，试图以朝廷的行政命令统管一切、而尽量消灭商业和市场这些“扰动项”的体系。
毋宁说，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国家为了在南北朝的乱世中求存，为了让国家调动最大的力量进行战争。
跟秦朝的“耕战制度”相仿佛，它是一种“贫穷但能打”的制度。这个体系可以在低生产力、低繁荣度之下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源、击败对手、获得胜利。
但一旦社会稳定、商业发展，该体系就会内生出自己的天敌——发展。王朝必须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才能继续维持这个摊子不散。
可是唐王朝，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因为制度、皇权等问题的限制，从来没有办法完成这次转型，于是它只能一次又一次撞上这个天花板、然后掉头向下，走入了衰败的下坡路。
也正因如此，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是因为朝廷没有产生雄主、忠臣试图恢复祖宗的伟业，而是发展的社会生产无法再让国家回到旧体系中去了，这个问题直到宋代也没有解决，于是更发达的商贸反而造成了一个空前虚弱的“弱宋”，直到蒙元以暴力进行“清零”，机制而起的明代得以重新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均田-府兵的统管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恢复的明末再次遭遇崩溃，紧接着清朝再用另一种异曲同工的管控思路，创造了另一个“饥饿的盛世”。
所以站在安史之乱的节点上去审视后世的中国历代王朝，你会发现我们的文明自此进入了一种鬼打墙——
匮乏与饥饿不是盛世，文明需要发展、百姓需要富足才能缔造真正令人骄傲的黄金时代。可是皇权思维的体系下，政府缺乏依靠行政强力的之外的工具去维系、支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了历代王朝不断重演的宿命。古代中国因之永远无法突破那个繁荣的天花板走向近代，而只能持久的在中世纪中不断轮回。
安史之乱，是其中最宏大、最悲剧、被诗人咏叹嗟呀最多的一次，但却远非最后一次。且我们对它的误认实在太多，永远被安禄山、杨玉环、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名字所遮蔽。执着于“忠奸之辩”“华夷之辩”，却忽略了造成这个悲剧最为关键的那个成因——
任何一种体系，其所能容纳的社会繁荣都是有上限的，而盛唐的那一次，只是又一次触碰到了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过低的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