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本文摘自《革命年代》，作者高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张，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9页。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泽东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他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泽东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思索。
毛泽东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泽东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