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长春市，是一个省辖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挥监督，但她的重要性却行政院的院辖市。
那时长春的内部，虽然很平静，但除了吉林长春间的交通，尚能维持以外，事实上全城正陷于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华盛将军，曾经邀请长春各报记者和京沪平一带驻东北特派员到吉林的省会永吉参观。梁将军除了为记者举行简报外，并陪同记者们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访问八百陇的长白师范学院。
那时候军人出任省主席，尚无“外职停役”的规定，所以梁华盛总是穿着他的两星中将军装。当时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矿联营处，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导“府会一家”。那就是说省政府和省议会，该合作无间。
三十六一整年，对长春而言，虽然外围紧张，但内部的情形尚稳定。当时孙立人将军，己调往渖阳的长官部任副长官，不久他就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长春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则由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兼任，同时把李鸿的一个师，扩编为新七军，成为防守长春的主力。
宋寿椿和“皇宫机场”
当时长春地区另一位军方重要人士，是空军上校宋寿椿，因为当时他是空军长春站的站长。空军总部，于三十四年冬在长春地区，成立第十四地区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间结束，由钱国勋上校任留守处主任，实际业务，则交由长春站处理。长春空军站所主管的业务，以空运为主，长春地区本来有两个机杨，一个是大房身机场，另一个是宽城午机杨，已经不能用，于是宋寿椿在日据时代溥仪做“皇帝”时的“皇宫”，另修了一个小机杨，他为它取个名字，叫“皇帝机场”，专作L5小型机起落之用。L5机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联络机。“皇宫机场”在后来大房身机场也被共匪占据时，是当地最后唯一的一个小型机场。
宋寿椿当年刚刚三十出头，他爱和新闻记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开吉普车到中正日报来接我一道打网球。他有时甚至强迫式的要笔者放弃其他工作，拉着胳臂坐上吉普车，开往网球场。
但在他做站长的那段期间，我也送走了许多朋友，自长春飞往渖阳。现在在内政部民政司担任科长的刘胜超，就是宋寿椿在一张纸条上批上“特准”两字，自长春飞往渖阳的。
三十六年底宋寿椿被调回第一军区司令部担任飞行科长，钱国勋也被调回第一军区任第四处处长。长春站的业务由副站长王丕绩中校代理，那时的军事情况，已愈来愈坏。有许多人准备离开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长春的燃料缺乏，各机关多以豆饼，作为火炉的燃料─豆饼系榨豆油所余之豆粕，成饼状，大如卡车之车轮，地方人民，用为牲畜之饲料─用以取暖。但城内的粮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围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开始向吉林进攻，并完成了包围态势。吉林的守军，正是不久前刚刚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宣慰过的云南部队六十一军。那支队伍，当时的士气很高，防守严厉密，而且不大虚发子弹。
共匪在东北地区，所采用的战术，一直是围“点”打“援”，所谓围点，就是围住一座城池。所谓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击援军。同时他们善用“口袋战术”，等国军孤军深入袋形阵地中，他们就包围上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吉林省会永吉被围困时，自长春、四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试探中前进驰援，到了吉林被围的第十八天，长春四平两地的国军，才在吉林会师。
在吉林被围的一段时期中，长春的中正日报，常有极其确实的独家新闻发表，而那些新闻，多是梁华盛将军在长途电话中，自己讲给总编辑张知挺的。
不过在当时，战况愈紧张，报纸的销路愈好，吉林围城时，中正日报的销路，直线而上。但张知挺却说：他宁愿报纸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围，早日解除。
吉林解围之后，梁华盛来过一次长春，也到中正日报的董事长办公室坐了一下，对中正日报的表现，也多所鼓励。那时中正日报比省府的机关报吉林日报办得确实高明得多。惟一差劲的就是报纸的标题常有广东句法出现：例如称“抵达”为“抵步”……因为编辑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广东籍的总编。
当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许多广东人，那些追随梁华盛将军的广东人，在吉林和长春一带，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饭，也怕吃面食。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中正日报中的广东编辑，便想请假，回广东的中正日报工作。
渖阳紧急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长春。三十六冬天的长春，是在宁静而肃杀中度过。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部队，自松花江南下，绕过春长，直扑渖阳。当时共匪的行军方法是昼伏夜行，以避开国军飞机的空中侦查。共匪的部队，也不结营，他们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清算，也不_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部队开走时，替农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清算_争，立即展开，等人民觉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接近渖阳。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渖阳外围，突然发生激烈战，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渖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曾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渖阳增援。北宁路上，也兵车辘辘，军运频繁。
那时也就是陈诚将军，在病榻上指挥军事调动的时期。在当时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保卫东北。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军所占领的地区是城市，是点，而共匪所盘据的地区是乡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们的部队使用的是轻装备，而我们的部队在行军时，要挑着大锅、餐具，以及粮草。
市政府的应变工作
长春市政府所作的应变能力，不是准备如何武装民众和共匪进行一次巷战，而是替各级官员，填写假的身份证，盖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闻记者，也发给一张假的身份证。市政府在发假身份证时并郑重说明：是给大家作为逃难之用，使共匪在进城后，无法根据身份证逮捕公教人员。同时把市政府保留的户籍册，也先行烧毁。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败主义的作法。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的脑海中所想的是怎么逃难，如何能搭上飞机，当地居民，把“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以发泄胸中的愤怒。事实上那些人民都是爱国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旧帐说：九一八时候，官员们把人民丢下跑了，让他们受了十四年的异族迫害，现在共匪还没攻城，而大官们却已作逃走的计划，又把他们丢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感情显得特别激动，我每次到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上课时，学生们都要求，替他们分析时局的发展。他们并且表示：在抗战时期，他们没能为苦难的国家尽点力，这次在剿匪之战中，他们倒想替国家流一些血。但是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国家的事，似乎没有人管。
面对那些纯洁的灵魂，我实在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们。但却觉得这批大孩子，十分可爱。
军事调处执行部解散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特使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一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图继马歇尔之后，续作调人。但他刚把恢复和谈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时，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绝。一月廿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政府恢复和平商谈的愿望与经过，一月廿四日共匪声明拒绝和谈，终于在一月卅日，政府郑重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马歇尔八上庐山，晋见蒋主席”四个月以后的事─马歇尔最后一次上庐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显得，当时的共匪，已经由劣势转为优势。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军事上失败，即态度软化，高唱和谈，等元气恢复后，即藉词破坏和谈，开始进攻。近廿五年来，不仅中共匪帮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党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国的马歇尔元帅返回华盛顿后，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当时仍误认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并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徒的包围─一项有计划的包围─直到若干年后，他返回美国之后，才发觉他受了中共之骗，上了中共的当。
在长春和渖阳、东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对于政府和共匪间的停止和谈，解散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时人们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并对于国军具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在军中，由于过去一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士气十分低落，而高级带兵官们，包括军长、师长、团长，很多人都找机会发财，除了极少数部队，像青年军的二○七师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队，已逐渐丧失了战_意志。
当时的知识界，虽然有很多人，对东北的前途焦虑，但却没想到后果演变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重。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论是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卢汉飞东北劳军
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云南省主席卢汉飞往东北，慰劳云南远征军。
卢汉抵达长持春后，住在市政府的宾馆，他也在宾馆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蒋主席对远征东北的云南部队，十分关切，特派他前来慰问。那时驻在东北的有两支云南部队，一支军队驻锦州一带，另一支则驻吉林，那是曾泽生将军所统率的六十一军。
卢汉在长春时，长春市参议会和地方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那时的市议长霍战一在致欢迎词时，曾引用东北的“谚语”说：过去的北方人发配到云南时，人们则称之为去遭“云南大罪”，现在的云南部队，到东北剿匪，则是到东北受“东北大罪”。因为比喻不大得体，卢汉听了颇不愉快。市府的官员特别跑到记者席上关照采访的同业们，不要引用这句话。以免登在报纸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军的官兵。
卢汉那次到长春和吉林一带劳军，曾到达云南部队所驻的防区，和高级军官及士兵见面，完成中央所赋与他的任务。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长春的正是曾经和苏俄红军办过交涉的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将军。
董将军陪同卢汉，前后约十天左右，他们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华盛的盛大欢迎。梁将军并以吉林名产“锅铁”，来招待嘉宾。─锅铁系以打破之锅的一大块铁，上置肉烤之─卢汉一路上，看到东北资源的丰富，曾向董彦平将军，赞扬不已。他对于吉林的风景，也十分激赏。当他飞回云南时，专机上还带了两只梁华盛送给他的来亨鸡，那时来亨鸡在大陆上，还是很珍贵的东西。
吉林国军撤守
民国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卫立煌将军为剿匪总司令，行辕主任陈诚将军则飞往上海养病。行辕撤销。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发生了几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国军撤离占据领将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军和省政府，撤离永吉，退守长春。当那批满脸倦容的国军，撤抵长春时，笔者曾到营区采访，曾泽生将军且曾表示：我们终将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实际的情形是士气大为低落，和国军最初克复长春时，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经不见了。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局势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记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员，更显得疲倦，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撤到长春，就卧病了一个时期。省主席梁华盛飞往渖阳述职，不久就担任渖阳地区防守司令。渖阳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将军，第二任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仍兼渖阳防守司令，到四月间他才把防守司令职务移交给梁华盛。
自吉林的国军撤守后，整编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与六十一军军长曾泽生之间，便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队的武器不同，弹药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驻防地区，也有争执，那些都是一些衰败的迹象。也就在那一时期，匪谍在军中，也作了一些挑拨离间工作，同时在长春市内，也发现了共匪的传单，他们用邮局寄信给各学校的教员，要他们保护校产，将功折罪。那些当然是他们所作的心战工作。因此长春市民，开始人心惶惶。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
长春的宽城子机场，被匪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也渐渐不保险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长春空军代站长王丕绩告诉我说：明天有一架飞机载运国民大会代表到渖阳，那是最后一架从长春起飞的军机，如果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留给长大我教过的那班同学，一封留给青年训导班的同学；大意是说：我走了！我坐最后一架飞机走了！大局比我们想像中要坏得多，希望同学们能寻找机会，到南方去。
那时中正日报的总编辑张知挺，已奉梁华盛的电召飞往渖阳，由一位姓陈的编辑主管任代理总编辑。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长春，那位陈先生，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但是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我告别了我工作将近两年的报社和学校。
魏德迈的建议
也就在卢汉访问东北的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将军，向华盛顿提出他的建设议：由五强监护东北，或由联合国托管。这项建议，自然遭到我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在异族的迫害之下，过了十四年失去祖国庇护的生活，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所以当那个消息在报纸上以传闻的方式发表时，长春市议会，首先反对，市议会在反对那个建议时，也主张把香港九龙收回。记得当时，我写这一条消息时，中正日报曾以它作为一版的头条新闻。同时我也把长春市议会反对魏德迈的托管东北建议及主张收回香港、九龙等新闻，用电话发往渖阳的东北前锋报。
东北前锋报的发行人是马愚忱，社长是现在担任立法委员的侯庭督。我已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介绍我兼任东北前锋报驻长春的记者，但我却几乎每天都借用铁路电话，给前锋报发新闻。不过那时前锋的经济情形很坏，我兼做了很久的记者，仅领过两个月的薪水。当然借用铁路电话发新闻，是不用前锋报付费的。不过我很喜欢前锋报的办报精神，因为社长侯亭督在渖阳时，他自己接过我的新闻电话，加以纪录。副社长吴廷贤也接过我的新闻电话，不过我一直没见过马遇忱先生，但听别人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么凑巧。那一年社长侯庭督要到长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时间抵达长春。因为平日仅在电话中交谈，素未谋面。所以我特别写了一个大木牌：“欢迎侯庭督先生”，竖在车站的贵宾室前。结果是圆满的。没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难到广州，一下黄沙车站，身上的带的财物，全被扒手扒光，身无长物。在爱群酒店的门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时他已是立法委员，他看到我一身狼狈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圆的港币，送我作为零用。那两百五十元港币折合今日的台币相当两千元左右。那些港币的价值，却相当于实际币值的好几倍。
被卫兵软禁十五分钟
前面说过，自从陈诚将军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不能再穿军装，因此在采访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去采访，因为穿的是便衣，吉普车刚开到门口，便被卫兵阻止：而且大喊一声“老百姓怎么可以坐军车”，当我下车拿一张名片给那位卫兵时，他更为恼火，连连说了两遍，“新闻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诉他要见司令官潘裕昆将军，请他代递名片，他就更为恼火。大喊一声，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关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卫兵室里拉。在这个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会有更坏的后果。因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樊放，在一个师部里，就被卫兵打了一个嘴巴！一时新闻界引为奇谈。所以我决定忍耐，因而在卫兵室中，被软禁了十五分钟。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军官，自里面走出，于是我大叫：你们的卫兵太不讲理，既不让我进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么道理？那位军官问过我的身份之后，摇了个电话给潘裕昆的主任秘书陈鑫，陈带了卫兵连长，把我接出卫兵室，并告诉卫兵连长，要处分那个士兵。
不过陈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诉我，见到军长时，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为最近各地的战况不好，军长很不耐烦。不要再以这些小事，使他烦心。我当然依照陈鑫的话去办，和潘裕昆谈话时，没有提到被卫兵软禁的事。
不过那时是我做记者以后，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因而难过了好多天，但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因为采访受人侮辱、挨骂、驱逐，到报社告状的事，层出不穷，又觉得当年在新一军被禁足十五分钟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来我常和我所教的新闻系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如何建立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使人们能够衷心尊敬新闻记者，而不敷衍新闻记者；能够使采访对象对新闻记者采取友善态度而不敌视记者。能够不利用新闻记者，而愿意和新闻记者合作。讨论的结果是得不到具体的结论。但大多数新闻系学生认为：那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怕要等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不过有一点该向读者说明的事：这二十五年来，国家的一切，都有显著的进步，但多数官员，防记者像防贼似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善。官员们对待记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没有常识的官员们，把报社的负责人看成机关的首长，把记者看成报社负责人的部属，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长和新闻记者见面时，常开头便说些幼稚和浅薄的话：其实中最常见的话是：“你们的社长或者总编辑，是我的朋友”，“昨天还和你们的发行人一道打牌”。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会使人从心里产生厌恶之感，因为他们从不了解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
渖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_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_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夫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相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_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自长春飞回渖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_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只少我，特别是在动乱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_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_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彷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亮。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铅弹子_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_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_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渖阳
我回到渖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渖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余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渖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渖阳
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渖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分。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渖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渖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渖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渖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复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渖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我在渖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渖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渖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渖阳专电部分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渖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渖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渖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渖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渖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_，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_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_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渖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渖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渖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渖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渖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渖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渖阳，当晚他就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渖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_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在渖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渖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记
（一）本刊上期“采访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泽生部第六十一军，应为第六十军，特予更正。
（二）“老长春”先生，两函均奉悉，敬请示知真实姓名及地址，俾便趋访请益。
（三）其他读者诸先生赐函，已分别由作者专函作答，于此再致谢意。
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渖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渖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著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彷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米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渖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