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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军踞东北之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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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_,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_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著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分,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划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渖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长春沦陷

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著,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渖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渖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渖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念到书。念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_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只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分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彷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渖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么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渖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渖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渖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渖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渖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渖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渖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渖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渖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渖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么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渖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渖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渖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渖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渖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渖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渖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渖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他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渖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分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渖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渖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渖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只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渖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渖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渖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渖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渖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渖阳陷匪之后,他逃得比谁都快,而且在逃难的途中,又大骂共匪。

在北平沦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骂政府的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后,碰到他时,他却劝告笔者,快些逃走,那时他又说:中共匪帮,比起国民党来要要坏上千百倍,那时他却又赞扬国民政府虽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却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则是暴政。

不过在渖阳时代,所有的记者中,我仍极喜欢“申报”的特派员韩清涛。那时韩清涛除了担任“申报”的职务外,并在“和平日报”任经理,也是上海“新闻天地”的驻东北区代表。

当时的“新闻天地”周刊,是全国知识界所最爱读的一本新闻性杂志,全国各地的记者,多以文章能在“新闻天地”发表,是件荣誉。同时“新闻天地”的稿费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选用些好文章。同时由于“新闻天地”刊载的内幕新闻较多,所以它也成为各地军政首长必读的刊物。

由于韩清涛兼任“新闻天地”驻东北的代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钉了三块牌子,一块是上海“申报”特派员办事处,一块是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办事处,另一块则是上海“新闻天地”驻东北代表办事处。

韩清涛是一位很朴质的人,他的外型和谈吐,很像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谈话时就极其谦虚,面带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闻天地”空运到渖阳办事处时,报贩用现金抢购,韩清涛怕报贩因抢购打斗,特限定每人仅能批发二十本,但后来的人,仍买不到书,常常吵吵闹闹而去。但清涛却决不发脾气,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韩清涛在渖阳的那段时期,把他的老父从乡间接来奉养,韩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们每天吃饭时,总是大米,白面,似乎从内心感到不安。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太会浪费。

钞票像一块砖头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薪水不差,渖阳“新报”,每次发薪,都领到像砖头似的,厚厚一大堆钞票,但我从那时起就不会理财,也没想到理财。每次发薪水,除了接济我的一位念高中时的一个卢姓同学的母亲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连数都不数,就放在皮箱中。当然第二天的币值,远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现钞买成袁大头──银币,或者黄金。每天想的只是怎样采访新闻,怎样写一篇够水准的通讯稿或者特写稿。

说来也奇怪,我自六岁随父亲下关东,是来自田庄的孩子,我读大学时,虽然环境好些,但在童年时代确确实实过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见别人过的苦日子。但我却从来不重视金钱。儿时读论语时,特别喜欢子路所说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

我不会理财,不重视财帛,可能和我读过一年私塾的教育有关,那时我的启蒙老师姜孝友师,常常告诫我,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凡“寻田问产”者,终非大器。我的半生,虽然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却也不屑于寻田问产。当然这一观念,在今日工业社会中,已显得落伍。

在渖阳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别值得我记忆的是我有一个军方的好友杨温将军,他是新一军五十师的师长,他每自防地归来,必然到办事处来看我,并在我们的办事处吃饭,他每次来时,吉普车的后面,也必然载着几包白米和几袋白面,我和韩清涛吃不完时,就一袋一袋的送给卢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同学的母亲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情况不好。所以一直住在东关的贫民区。

后来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这个小的“文化战犯”时,我就躲在卢家,卢伯母并且告诉我说: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时,就称我是她的儿子。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梁华盛与活动碉堡

在渖阳失守的前三个月,卫立煌决定把渖阳防守区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于是渖阳防守区司令官梁华盛将军,便被调回广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新任警备司令则由胡家骥将军充任。职权仅为防守渖阳城区,较过去渖阳区防守区司令的范围为小。

梁华盛将军,在渖阳做了五个多月防守区司令官,他交接时,东北的形势,正在走向下坡,那时和他一道离开渖阳的还有马占山将军,马占山之离开渖阳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无可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离去。

梁华盛将军,自吉林撤守后,他到渖阳确实想做些事情,但客观的形势,也使他没能发挥什么力量。不过在他的任期中,曾经想出了在渖阳周边,设立活动碉堡,所谓活动碉堡,就是用厚钢板制作的堡垒,下面有轮,可以在轨道上推动,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枪孔向外射击。也可以推动堡碉在轨道上运行。像似活动的装甲车。梁华盛将军的活动碉堡设计成功后,曾约邀记者们到现场参观。但约定不发表新闻。免得敌人知道我们有了这种设计。此外梁华盛也鼓励城防驻军和军医院,利用空地种菜和养猪,以备局势恶化,城区被共匪封锁时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鉴于长春被围时,城内缺粮缺菜,所作的未雨绸缪之策,遗憾的是渖阳最后的结局,竟是不战而退。

所以梁华盛将军到了东北末期,他返回广州担任余汉谋的副主任前,也没有了他初到东北接收时的豪气,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时,当共匪围攻吉林最紧张时期,他忽然自渖阳坐了一架L5小型飞机,冒着大风雪,迫降在哈达湾机场时的精神。

石觉的十三军

在民国三十七年,渖阳失守的几个月以前,渖阳的记者团,也曾经计划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觉兵团,但由于剿罪总部没有交通工具供应,致没能成行。

石觉将军所率领的十三军和赵公武将军所率的五十二军,是首先出关的国军部队。五十二军后来由刘玉章将军继任军长,十三军则一直由石觉统率。十三军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经绥中、兴城,然后下锦州、义县、阜新、彰武转往北票。过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最后驻守承德。

承德是热河的省会,在满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猎的地区,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刘多荃,后来由范汉杰兼任省主席,石觉部队进驻承德地区后,中央在承德设置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石觉则担任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支部队,是最先出关的国军,也是最后很完整的撤回关内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渖阳失守以后的半个多月,才有秩序的从承德撤到张家口。算是剿匪战史中的一个奇迹。当然十三军的军纪很好,在驻在地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扰民的事件发生。也是这支部队,能全师而退的原因之一。而当年在东北的将领中,下场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觉和刘玉章两位将军了!石觉目前的职务是考试院的铨叙部长,刘玉章也累官至陆军上将。而且是守金门的名将之一。

早年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将军多已风流云散,熊式辉在经商失败后,隐居于台中地区,垂垂老矣!梁华盛来台后,没有再担任军职,人们偶而看见他在西门一带的电影街看一场电影。住在台中的孙立人,也深居简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兵败被俘后,陷身匪区。卫立煌后来自动投匪,已在几年以前死亡。据说卫立煌在香港时,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钞。以防止钞票发霉。那些钱,当然是当年在东北搜刮所得。到头来却也两手空空。他死在匪区,就如同死掉一条小狗那样,无声无息。

赴抚顺煤矿采访

民国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抚顺煤矿采访。那是由于煤矿中一个留用的日籍员工,投书“新报”,说抚顺煤矿经国人接收后,已经把矿场糟塌得不成样子,用杀鸡取蛋的方式,进行开采煤矿。那位日籍员工,觉得他过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矿场上,不忍见到一个矿场就那样被毁掉。同时早期派往抚顺接收矿场的张莘夫被俄军主使共匪杀死,他的血迹未干,中国人何以竟不珍惜这个事业。

“新报”社长徐露放,接到那封投书,颇为激动,他要我悄悄的到抚顺煤矿去看一下,访问几个下层员工,特别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员以外的人。我到抚顺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矿场采访。但一接触中下层员工,上层人士马上赶到。现在我已记不起场长的姓名。能够记得的是他们在当天中午,就预备了一桌酒席,招待记者。但却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鱼大肉而谢绝。于是他们又要派专车和专人,在我采访后,陪我回去。他们提供了好多资料,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但他们也没有拒绝我访问员工,和由我选择的地区采访。

自然我回去时,也以坐火车较为安全的理由,拒绝了他们派专车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写一篇报导煤矿的黑幕的文章。我记得我回去后连写了三篇有关抚顺煤矿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杀鸡取蛋”。

抚顺煤矿当局,提供我的资料,大约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闻目睹,实地采访所得。那三篇文章写的很火爆,后来接到了矿场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员工,称道那篇文章写得很公正的信。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就会撤退,所以亟希望那个矿场能够好好的开采,好好的经营,如果真的预料到东北的变色,会那样快,也就不必写那几篇文章了!

连琐式的学潮

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渖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分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渖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渖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渖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渖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渖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现在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们,在大陆撤守时,只不过六岁左右,他们没有受过“血”的教训和“血”的洗礼;没有看见过在共匪煽动与鼓吹之下,学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无辜,牺牲于学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认为“民主广场”之类的学生运动,不妨开放。但对于我们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残害的人而言,却认为学生运动,就是学潮的先声,而一切类型的暴动则是成年人的学潮,如果称“暴动”就是“学潮”的化身。当不算是过分之辞。

麦克阿瑟的卓见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只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析世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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