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分，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渖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小公馆中，自然也藏有年轻貌美的女人。
渖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渖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渖阳到本溪之间和渖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渖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作者更正〕：上期采访二十五年中：“被围困的长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称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应更正为吴礼将军。
“渖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渖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渖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渖阳竟会没有经过战_;，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渖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渖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_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渖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渖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渖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渖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渖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渖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渖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匪军”？“共军”？
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改为“共军”。我当时立_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_使我们管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渖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有两个师空运渖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拾行囊，直奔渖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她在渖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渖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渖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渖阳的部队，各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渖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渖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渖海车站，渖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渖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覆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高级官员撤离渖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渖阳郊外接触。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渖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他仍主张“死守渖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托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渖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渖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渖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渖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渖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下午三时左右，共匪的后续部队，陆继进城，国军所使用的吉普车，马上换了红旗，车上的驾驶兵仍是旧人，但坐在车上的人却换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
渖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十一月一日，渖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渖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匪教育委员会的。那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那是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试，招考进来约六名记者之一。城陷后那两个匪谍，到处找我，所谓“文化战犯”也者，也是他们弄的。不过那两个匪谍，平日的表现很好，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倾向。据说：他们对报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记录。接收“新报”财产的也是那两个人。
“四野”人马统治渖阳
渖阳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丧家之犬”，当时也体会到政治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尔也发呆想，国军或者会反攻回来，否则又何必轰炸弹药库，并且炸死那么多人？
在卢家，一闭上眼睛，那幕大批国军，像被赶绵羊似的，赶到剿总军法处去的惨象，就在脑中出现。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十一月二日驻守浑河一带的青年军二○七师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们从市郊西南，继续向城内猛攻，枪炮声整整打了一昼一夜，那是孤军奋战。据说二○七师是由一位旅长率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后来听说。他们退到长白山中，然而共匪则宣传“顽固的二○七师，已悉被消灭”。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渖阳的“中央日报”，改出“渖阳时报”，那是他们入城后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装脱掉，换上了破棉袄，街上走的，尽是穷人，渖阳立即变成了“穷人的城市”。
国军的伤兵，没有人收容，没有人理会，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怜的手，但却没有人敢对这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发点慈悲心，于是共匪教他们抢大户，抢商家仓库，然后共匪的“渖阳时报”趁机发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范他们──指国军伤兵──的“奸淫掠夺”。接着共匪宣布与人民“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墙上写煽动性的标语。“解放”变成了时髦的名词，金圆券被一纸布告，害得失了灵验，“八路票”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共匪在渖阳成立的第一个机关，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共匪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还有一个卫戍司令部，军管会由陈云为“主委”，王首道、张学思副之，卫戍司令则由伍修权担任，伪辽宁省主席是张学思，伪渖阳市长是朱其文。而张学思和朱其文，都是后来，才从哈尔滨赶到。突然接收渖阳那样大的城市，在当时的共匪而言，确也是手忙脚乱。
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在当时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的当权派，谁会想到，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后，和他们的主子林彪一样，全被整肃。那也就是干共产党的下场。是必然的下场。因为共党在斗争之中，当“政治生命”结束时，“人身的生命”，也同时结束。这也就是真正读通了书的知识份子，必然不做共产党的原因。
渖阳城自一日下午沦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们到处挂红布条，满街都是红布，形成了“红色的恐怖”，直到现在，这多年来，我一看到一片红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觉。
在渖阳陷匪的三天中，我托卢家大哥，不断的和韩清涛联络，约定逃亡的日期，并作逃亡的准备。我则像小老鼠似的，躲在卢家，不敢出门。卢伯母给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几处露出旧棉花，我自己则用黄粘糕涂牙齿，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脸。让自己变成一脸风尘之色，卢伯母又把过去我送给他们的面粉，拿到露天市场去卖，大约凑足了二十几个银元，有几枚缝在破棉袍中，有几枚放在破皮鞋的后跟里，有几枚则带在身边。
烈士的遗书
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渖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渖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渖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在渖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只要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渖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上用场，韩清涛在渖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可以冲出囚笼。
逃离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卢家，卢伯母给我包了三十个酸菜馅水饺，里面没有多少肉，他们全家则吃粗粮做的煎饼和稀饭，卢家嫂子，则用旧毛线替我织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卢伯母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但是他们不欢迎共产党来，因为山东老家的来人，在过去已经把共匪的清算斗争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带纸帽子，打锣，游街的故事，告诉了这些下关东的乡亲。所以卢伯母那晚上，特别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这样念过大学的人，共匪是不会放过的，而一旦被他们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铁西地区，仍有飞机声和爆炸声，同时我怕共匪在半夜进门搜查，连累了卢家，我极其希望，在这最后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纸窗一点一点的发白，在黎明时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颗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记者，不写骂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许会宁静些。现在和共匪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捡一条命，逃不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天将亮时，卢家大嫂起来烧饭，我实在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去。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共匪看出破绽。
五日清晨，是渖阳沦陷的第四天，我终于离开那座古城，在大南门外的两百米的地方，我和韩清涛会合，开始我们以后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静静的松花江
东北三年，时间过得彷佛很长，渖阳的落幕，又是那末仓促，从东塔机场抢登飞机未成，到躲进卢家，作逃亡的准备，那几天的日子，显得更长。东北从接收，到落幕，连头带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时间，仅有三整年，东北的三年，变幻太大，东北之失，失得过惨。
东北在惨痛的情形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接收，接收过后，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沦陷，而最后一个据点渖阳，也那样的轻轻的被葬送了！
东北三年，在后代史家写来，也许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结束，然而在一个身历目睹，在战火边缘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闻记者，执笔为文时，却有着无限辛酸与沉痛。
我深深的记得。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飞抵长春时的心情，虽然那时长春插的也是一片红旗，是在苏俄军队占领下，但心情是苍凉悲壮的，民国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离渖阳时，城内也是一片红旗，却是在林彪军队占领下，而心情则是恐惧而衰微的。
三年虽然仅有一千多个日子，从大摇大摆的出关接收，到化装逃出塞外，飞去爬回，恍如一场噩梦。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渖阳失守一周年那天，我为“新闻天地”周刊为了一篇：“哀东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开头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锦州城陷，范汉杰将军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易手，十月卅日，卫立煌弃城飞逃，渖阳不守。仅仅半月时间，东北连陷三城，逾两月，林彪驱兵入关，平津又告急……回头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军攻克山海关，翌年春，大军过锦州，进驻渖阳。五月廿三日占领长春。数日后，驻马松花江畔。”
那是一个多雄壮的局面，又是一个多悲惨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时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能逃出匪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东北青年，却看不见祖国的旗帜。松花江的水，静静的流，长白山的雪，终年不溶，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里有几千年用不完的煤矿和铁矿，还有三千多万朴质而善良的黄帝子孙。翘首北望，又岂仅呜咽而已！
奔向山海关
逃难的长龙
从渖阳到山海关，约八百华里的行程，我和韩清涛先生，过去没有徒步走过这一条路，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铁路线走，但一出渖阳的大南门，就看见了逃难者群，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难者群中，大部分是伤兵和由匪方发给“路条”──＂共匪的通行证＂──的国军俘虏。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条长龙，其中包括推独轮车的，赶北方大车的，人群走得极为散乱。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伤兵中照样穿着国军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难的公教人员。不过每个人都经过改装，和老百姓一样。
我和清涛约定，一路上装作互不相识，如果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对质。我们第一天，大约走了六十华里，那时候，还年轻力壮，走起路来，并不感到怎样吃力，只是担心被匪军发现我们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带，另外背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破棉被。第一晚我们住在新民县的一个乡间小店，八九个人，睡在火坑上，韩清涛就睡在我的旁边。
半夜匪军的干部，提了马灯前来查店，我把在长春时领到的假身份证拿出给他们看，我的名字填的是于春财，兄弟栏内是春发、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发福生财”四个俗气的名字，职业栏内写的是商。匪干问我到什么地方，我答以锦州。到锦州做什么去？我答去看姨妈。接着问清涛，他也很土气的答是到锦州去探亲，第一晚没有什么麻烦，但夜里被清涛推醒两次，因为我在睡梦中呓语。
说来也奇怪，在平常时候，我躺在床上有看书的习惯。如果睡前不看书。就会闹失眠。逃难的第一个晚上，竟然能倒头便睡，不过我很担心我的那双破鞋，因为鞋后跟中，藏了几个银元。
磨老茧、睡山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难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远，共匪开始检查，他们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发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两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边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边的一排、第一次韩清涛就被分配到左边的一排，我则被分配站到右边的一排，我们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经过初步的盘查，站在右边这一排的大部分没有问题，站在左边的要被扣留。清涛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们这排每人被盘问三两句，个个放行，但轮到我时，一个三十几岁的匪干则说：“我看你不像是个卖粮的商人，然后他要我伸手，检查手指上，没有老茧，于是他更唬吓着说：他认定我是个“国特”，不然就是“情报官”，但我告诉他：我在渖阳两孔桥下卖杂粮，根本不要费力，我只看守我的摊子，自然没有老茧。他似乎被我说服了，摆摆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涛一眼，不能说一声再见。一个人，无精打采的上路。同时默默的为清涛祝福。不过从这一次检查后，我学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头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为说梦话，晚间也不敢再住小店。由于失去清涛，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个人提心吊胆的随着人群走，一路上没有卖东西的，便随着伤兵们讨饭。所谓讨饭，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东北，已经飘雪，讨来的剩饭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肠胃也能消化掉。晚间打开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里，听呼呼的风声，但也居然能够入睡，这时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餐风宿露”这句话的意义。人到了仅需要保住一条性命，而且不存什么欲望时，凡事到可处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无腰酸、背痛现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讨饭充饥。
那时候共匪干部们，正在各处搜查第九兵团的司令官廖耀湘将军，有的大乡镇的土墙上贴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为的要项是：廖耀湘，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个胖子。那正像旧小说中描绘的“画影涂形”。
讨饭吃雪、长夜漫漫
我因为仅仅二十几岁，而且自六岁由山东蓬莱下关东后，能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而且手上磨出了老茧，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较多的麻烦，于是胆子也就壮了起来，但自己却没有把握一定能顺利过关。
随着伤兵讨饭，看见匪兵就喊声“队长”，再加上一脸风尘之色，真像是一个北方老粗。我觉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学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个背风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觉，醒来后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时，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却一直没有生病。
随着逃亡的行列，“晓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应付匪干，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闻记者”这个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从渖阳到新民，经黑山、北镇，度过大凌河，那时河水已经结冰，从冰上步行渡过大凌河时，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回想过去两度出关，一次撤回，坐的是飞机，大凌河在机翼下，只是一条白带。而今逃亡了，却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庇护，一条小生命，真像一只蚂蚁。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样宽，水也结得那么厚，自然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个人却是无家可归，真的体会到“国破家亡”的这份感情，不禁悲从中来，但竟不能放声大哭一场，也不敢放声大哭一场，那该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没有计算，也不便向人问路，走呀走的，渐渐的走得两腿发酸，再加上一路上讨饭过活，缺乏营养，渐感体力不支。不过自大凌河到锦州间，已经有北方大车，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块银元，并且讲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难，缴付的银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车老板要住在什么地方，车上的人，也要住什么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则要一块银元，我决定做短途乘客，因为晚上我不能和别人共同住店，怕说梦话，露出马脚。就这样我开始坐上大车。
凶狠的共匪儿童团
在逃难进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黄昏时候抵达了一个小村庄，这次来检查的不是匪干，而是共匪的儿童团，他们把红缨矛─像似戏剧中张飞使用的矛──一举，拦住了大车，对每一个行人，包括伤兵，检查得十分细密，他们也许并不识字，但都要看每一个人的路条或身份证。
这些儿童团，虽然小小年纪，却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凶狠像，据说这批小东西，都是经过匪干训练不久，由匪干在后面撑腰，于是这批本来性善的第二代，却变成性恶的小匪干。我看到这些孩子，心中十分难过，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农村的好孩子，而经过共匪短期训练，竟然走火入魔，装模作样的要管教起大人来。
在冬天的黄昏，在太阳将落的时候，看见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军歌”，扛着红缨矛，耀武扬威的样子，心中有着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
渡过大凌河后，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仅能容纳一个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两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国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并投掷炸弹。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儿童团检查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后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为路的两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寻找背风的洞中睡觉。
逃亡的第六天，没有再化钱坐车，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庄就讨些剩饭吃，东北的民风朴厚，对乞丐向来乐予施舍，所以讨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且有些人对于伤兵特别同情。除了给些高梁米饭，还加给咸菜。有些村庄，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并且和逃难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匪军的大部队。偶尔有国军的战斗机飞临上空时，他们就进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中，忽然又遇到了韩清涛，原来他被匪干拘留了一天，经过盘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车赶来。过了那个村庄，我们又走在一起，两人这次相遇，不禁热泪盈眶，恍如隔世。清涛说：因为他的年龄正是四十多岁，匪干曾怀疑他是什么“接收大员”，后来见他讲些粗话，甚至连“坦白”两字，都装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只手表，过了一关
韩清涛在路上告诉我，对付共匪，就是要装得“傻里傻气”，尽量讲东北土话，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诉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茧的故事，清涛也开始用石头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时我们再度重申，无论何人被捕，另一个人，要表现得毫不在乎，自己赶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涛也陪我住防空洞。我们两个防空洞相距有十步远近，不过第二天清晨，清涛告诉我说：他仍然听到我说了梦话，并且在梦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无所知。
第八天我们又各化了一块银元，坐上大军，黄昏时候，别人住进小店，只有我们两个新闻记者，继续前进。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涛并预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关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个大检查哨，列队搜查时，清涛被放行，我却被留住了！被留难的逃亡者，大约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个大院落中，从中午到黄昏，没有匪干来审询，不过晚间却吃到了一顿热的高梁米饭白菜汤，那是九天来第一次吃到新出锅的饭，但由于心理的不安，吃饭时并不觉得香甜。入晚有匪干七八名，分别来审询，审问的内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为什么忽忽忙忙的赶着去锦州，这次我的答复是姨妈病重，必须及时赶到锦州去探望，他问住在那一条街，我告诉他是大南门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没有人互相交谈。
第十天的清晨，一个匪干拿出一支毛笔，要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试验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轮到我时，我用舌头先舐舐毛笔，然后歪着头，用四支手指，紧握毛笔，姆指向上，用手写下“于春财”三字，写的歪歪扭扭，那匪干接着问我念过几年书，我说：私塾一年，然后注意到我的手表，问我小商人怎能带手表，我说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表，然后他带我到一间耳房，似乎要单独审问，我想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结果却大出意外，他问我这只手表他想买，要多少钱，我说：队长喜欢，我奉送就是了！他说：“人民的军队，怎可拿老百姓的东西”？我说：没有关系，是我“心甘情愿”，于是我从腕上取下手表，交给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个人，被放出来。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互相探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个人都在设法保护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觉。
烟斗带来的灾祸
在我逃难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时分，又在一个共匪的检查哨被留下来，这次的被扣，是因为检查时，匪干注意到我的烟斗，我在逃亡时，买了半斤高丽烟叶，放在卢伯母给我做的一只烟荷包中，高丽烟叶，是东北俗称的旱烟，用旱烟袋吸食，当时我的烟瘾很大，所以荷包中装满了旱烟叶，一路上使用烟斗吸烟。
那个匪干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烟斗，一定是国民党的高级份子，问我在那买的，我告诉他路上抽旱烟袋不够方便，我在渖阳做小生意时就使用烟斗，他翻了我的烟荷包，看看抽的并非烟丝，而是旱烟：对于我的话，似乎是将信将疑。
然后我就装满了烟，当着他点着火柴，大口大口吸烟，表现得一副老粗的模样，这下子他又开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茧，这回可有用了。他说。看样子到是个劳动阶级，我再问他什么叫劳动阶级，这时那个匪干笑了：“劳动阶级，就是做苦工的”！
然后他继续讯问许多人，却没有说放我通过那个卡哨，于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时分，那个讯问过我的人说：你可以走了，前边就有村庄。我走了大约半里路远，怕那支烟斗，继续给我带来灾祸，就把它抛得远远的，同时在路上检了一张共匪的废报纸，把它放在烟荷包中，以后烟瘾发做时，就用报纸卷着烟叶猛吸。有时也分给伤兵们一支。
那天夜里，自然也和平常一样，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气越暖和，也觉得逃出匪区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后的五天行程中，没有再受到留难，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涛，原来他也又被匪干留难过一次。自然我又将两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难的情形告诉了我。他说：但愿上天保佑，以后再没有被留难的情形发生。我们能携手入关。
大车上的怒吼
在以后的行程中，我和清涛坐大车的机会越多，但却是每天化一块银元，坐短途大车，而且我们分坐两辆不同的车。
在大车上因为我打扮得过于土气，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车的人，都欺负我这个“老粗”，一辆大车要坐上十几个人，但是车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计几乎全是化装逃亡的公教人员，他们坐车时，常常因为我伸了脚或者由于车身动摇，碰到别人，于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还手，忍耐下去，因为怕在争吵时，暴露了身份，由于第一个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没有怒目而视，表示心里上的反抗，所以接二连三的连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这个说我坐的位置太多，那个说我一副蠢像，于是我变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我终于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个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时候，我开腔了，而且声音很大，我几乎是怒吼了：我说：“大家都在逃难，那个是真正的老百姓，为什么在逃难中，还有人欺负人，一旦拆穿了，一个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虏，同归于尽”。这几句话，立即产生了效果，其中一个人出来打圆场说：“老弟说得对”，于是我身边的人，每人收缩了身子和腿，给我让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觉，但我却十分后悔。
从那以后，车上的人，对我十分客气，因为我的估计没有错误，全车的人全和我一样，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后来逃到“三不管”地带──没有国军，也没有匪军的真空地区──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时，才发现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县长，有的是警察分局长，有的是中学校长，那时候，我和清涛，也都表明身份，我们是新闻记者。
那是大动乱中的一项小插曲，当然我的怒吼，可能遭来横祸，被共匪拘留，但当时年轻气盛，而且化装得太土气，而致遭人欺负，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车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机场，抢登飞机未成的事，在脑里的烙印最深。
国军飞机的扫射
车子过了义县，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几乎像似蜂巢，公路两旁的土崖，不到五步远，就有一个防空洞，过了义县，就是锦州，是范汉杰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经走了十二天，心里想，过了锦州，还有锦西、兴城、绥中、前卫几个大地方，共匪的检查，可能更严，但却也有了一种希望，那是逃出匪区的可能性很大。
当我和清涛抵达锦州时，战火已经过了一个月，但城内外却依然残破不堪，共匪围攻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断壁颓垣，使人惨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给共匪的炮火毁了，毁得面目全非。
前文说过，在俄军占领长春期间，我曾随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员搭军机自长春撤退到锦州，然后搭车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间的事，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三年后我再重临旧地，几乎认不出那就是山海关外的重镇锦州。
当时我也想到在锦州攻防战时，没有一个记者留在锦州，写一篇现地报导，所以范汉杰将军，打的那次硬仗，在报上的新闻也不多，但从全城房屋毁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见当时战事的惨烈，范汉杰将军和他的官兵，总算替国家、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较诸那些“不战而降”的将军，在风格上，要高得多了！
过了锦州，在女儿河附近，有两架国军飞机低空扫射，当飞机扫射时，距离我和清涛，仅有两千米左右，我们迅速伏在地面上，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步行。当飞机扫射时，清涛低声在说：如果不死于敌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飞机的弹下，那才惨哩！不过那两架飞机，仅扫一次，即行飞走，有一辆大车被击毁，两名逃难者受伤，我们急于赶路，不敢多管闲事，对那两名伤者，如何处理，也就未再加理会。
前所之夜、百官现形
我们的逃难，进入第十四天行程，经过兴城、绥中，在黄昏时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国军驻守的山海关。
前所是共匪和国军的缓冲区，敌我双方都没有军队驻守，也没有行政机构，在前所的前一站前卫，是共匪的防线，当时我们预料，那一定是很难过的“关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军竟没有查验，即全部放行。到达前所后，清涛和我手牵着手，高兴得流出眼泪。互庆“死里逃生”。那种心境，是难以形容的，也是半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
前所是一个山海关外的小镇，由于我方与匪力均无兵驻守，所以当地人称为“三不管”地区。不过敌我双方都有便衣谍报人员在活动。市面反而较其他地方繁荣，因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种货币，第一是银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圆券，第三是匪军的纸币，当然那些货币，都有一个兑换率，是以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作为兑换率的标准。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涛，住在一家小店中，我们买了高梁酒、猪蹄，吃了逃亡以来，最丰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们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于前所没有电灯，夜市中摆着马灯，各种东西都有。
那一晚我们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毡铺在坑上，入晚之后，许多逃难的人，都兴奋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装逃难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务员以及军官，文官最高的是县长，武官中官阶最高的是军长。
其中有人“纵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大骂共匪，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得庆更生，能逃出匪区。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等级的官，在那里开了一个自然的晚会。
在烛影摇摇中，有人唱起“红烛将残，瓶酒已干……”抗战时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涛、静静的听、静静的感受，清涛忽然说：“我们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共匪老早就被消灭掉，没有共匪，中国在战后，将是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清涛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迁东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人，他说：这些血债，总有一天，要追回来的。
山海关外、黄昏灯火
在逃难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们抵达山海关外，那是黄昏时候。山海关内，灯光通明，关外则一片漆黑，关门之外，有一大批黑鸦鸦的人群，大家高呼，我们是来投奔祖国的，我们是冒者生命危险，向关内逃亡的，但城楼上，却没有反应。城门也不开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看小说中：“罗成叫关”的故事。
我们一边望着城内的灯火，一旁听着远处的炮声，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开关，放我们进城，进了山海关，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那里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那里的一切，才真是属于我们的。当时我们并深深的体会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为可爱。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惟有失去国家庇护的人，才知道国家的重要。
大约是晚间九点多钟，关上的城门开了，走出的是督察处的巡逻队，他告诉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写下自己的名字，职业，来自何处，山海关城内，有没有认识的人。那时我一个熟人也没有，韩清涛到想起他的一个朋友高澜波，现职是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可能在山海关内。
十点钟，清涛带进去的纸条，发生了效用，城门开了，十一行政区的督察专员高澜波亲自出迎，高专员一手拉着清涛，一手拉着我，缓步入关，关门又关上了，那一晚彷佛就允准我们两人入关。
进了山海关后，我们立即乘了专员公署的车子到了高澜波办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务兵替我们打水洗脸，并要我们更衣，是两套棉军装。然后他陪我们一道吃绿豆稀饭，细问路上情形，原来他和清涛是十几年的老友，在胜利之后并和清涛同乘一架飞机，自重庆返沪。那一晚我们才算真正的重获自由，下榻在专员公署的宿舍中。清涛躺下不久，就鼾声大作。
榆关一夜、今昔不同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们一觉醒来，高澜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们吃了早餐，然后拿了两张招商局的船票送给我们，他并且说：在离乱的岁月中，在军旅中，他末能善尽地主之谊，山海关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两张船票，是他送给我们的。我们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泪以外，连声谢谢，也没有说，现在清涛己身陷匪区，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时，逃到山东德州，又被匪干截回去，不知道高澜波先生是否已来到台湾？廿多年来，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谊，到处打听，总是没有他的消息。
高澜波专员在廿日早餐后，又陪我们看了一下城防，山海关驻满了军队，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们看城防时，我想到第一次自关外撤回北平时，我陪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将军的招待所内，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阳光照进房内，紫藤花刚刚发芽，那是多么闲适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关内过夜，却是一个刁斗森严的晚上。抚今追昔，徒增无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点多钟，高澜波先生亲自送我们到秦皇岛，登上海宇轮，不久船开了我们驶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稳，当天我们就抵达塘沽，换乘火车，转赴天津。在黄昏时分，抵达天津车站时，清涛的夫人，已经在车站上等侯我们，原来高澜波在送我们上船之后，发了一封电报给韩清涛夫人，在兵荒马乱中，难得他想得那样周到。
天津车站，兵车辚辚
在天津车站上，我们看到大批军队在调动，兵车辚辚，天津似乎已进入战争状态中。因为整个车站，都堆满了军用物资，货运火车上装运的大炮，都穿着炮衣，车站上有着武装的宪兵在巡逻。十足是一副战时景象。那时我又发奇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随军出关，收复锦州。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是二十四年，虽然这二十四年，生活得很宁静，但我却永远忘不了那段忧患的岁月，甘四年前我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已经五十出头，当年情景，彷佛就在昨天。北望中原，遥想当年山海关的灯火黄昏，天津的大铁桥，还有我逃亡时的伙伴韩清涛先生，他今年如果仍然健在的话，也已七十岁了！
人过中年，常常会回忆起往事，包括甜蜜的日子和苦难的日子，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五十岁左右的一代，一直生活在炮火的边缘中，在炮火中成长，在离乱中奔驰，我们所遭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艰巨的时代，也是最促人奋发的峙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近年来，每当更深人静，仰望天空的星辰时，我常常低吟放翁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虽然我个人的青春，在岛上的宁静岁月中消逝，但愿在最近的几年中，能再度随大军北伐中原，立马山海关外，以雪二十四年前，仓惶夜奔，微服逃难的耻辱。
让我在眼未花，耳未聋之前，再看看松花江的流水；大凌河的坚冰塞外的雪爬犁，还有一望无际的高梁田，六月三伏天的青纱帐。让我的脚印，重踏一遍当年讨饭逃亡所经过的地方，寻回我的青春，以及逝去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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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忆往》标题为HGC所拟，全文摘录自作者于衡回忆录《采访二十五年》中的前8回，即《传记文学》杂志第20卷与第21卷连载的《采访二十五年》之中有关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的全部内容。发布底本为《传记文学》杂志光盘版。原收入HGC在“独立评论”与“罕见奇谈”发布的【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5】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1，收入博讯析世鉴时对原发布文本的若干文字与标点讹误作了订正，并另增补了【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5】未及收入的若干张同期历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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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修订本]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