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国富论）（上）、（下）封面。（作者提供）
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之所以被尊为“经济学始祖”，就因为他在1776年出版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旷世巨著经典。该书被全球知名的产权经济学大师张五常教授认为“迄今最好的一本经济书籍”。
“原富”到“国富论”
这部经典出版126年之后才被译成中文传到东方，是翻译大师严复（1854∼1921）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译出，无新式标点符号而且是节译；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合作将全文译出，以《国富论》为书名分为上下册出书。196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出版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的《国富论》上下册。2000年时，谢宗林再重译《国富论》上册，2005年，谢宗林偕李华夏合译《国富论》下册。
《原富》这个最先的中文书名，似乎早已被《国富论》取代了。不过，这本经典的《国富论》这个通俗译名却很有值得商榷之处。严复所译的《原富》，是以文言文翻译，无新式标点符号，现代人想必难以读懂，但该书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后，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却大为称赞说：“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何况严复又有“翻译大师”美名，译作自然符合其自订“信、达、雅”的标准，再者“原”在文言文中有“往上或往根源追究”的意思。所以，《原富》这个译名应该是很恰当的，也充分表达原著的旨意，毕竟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个长长的原文书名，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质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财富”，问题就在“谁的财富？”史密斯明确指出是“Nations”，关键点就是这个小小的“s”。
很有待商榷的“国富论”译名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夏道平先生（一九○七—一九九五），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上，撰写了〈经济学者应注意的一个小小“s”〉这篇短文，内容是由他写给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这本经典名著，他用严复的中文译名《原富》，却被编辑改为《国富论》，所引发的感想。夏先生说他知道《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在早年中国大陆和后来在台湾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愿用它而乐于用《原富》。夏先生表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会衍生对立的差异，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问题就发生在原著的书名中“Nations”这个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视。
夏先生郑重严肃的指出，这个小小的“s”之有无，关系到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经济学：是国际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区分。夏先生说：“代表古典学派的亚当．史密斯，失败于他的价值论；而他的伟大处，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于理想中的国际主义；从而他排拒集体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拒国家主义的偏狭立场。所以当他讨论财富问题的时候，他不以一国为本位（尽管他书中讲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国的），而是着眼于多国。因此他在这部书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数式的。”
国际主义VS.国家主义
因此，夏先生认为《原富》这个译名，虽未显示出那个小小“s”所蕴含的国际意义，但不至于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而用《国富论》这个译名中的“国”字，却可能有这种危险。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名词，其本身没有单数式和多数式之分。夏先生强调说，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说他过于顾虑。事实上，当代各国的经济学者，尽管不会不知道李嘉图所发现的“比较利益法则”，但是，其中能够一贯地忠于知识，而其意涵和言论不被政治神话中的“国家”阴影所笼罩者，毕竟还是少数。
夏先生于是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说：“此所以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不是以邻为壑，而弄得国际市场秩序—自动调整的市场秩序，经常陷于混乱。而且在混乱中的对策，不是苟且式的牵箩补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则，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它一时受阻于国界，其终极的后果是大家受害。”
我非常认同夏先生的说法及其疑虑，尤其对照当前的世界，各国都在从事货币战争，也在进行经济战争，新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主义”弥漫全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国际经济谈判司空见惯，自由贸易受到抹黑、讪笑。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克鲁曼（P. Krugman,1953-）刚出道时，由其“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立场，大力针砭“经济国家主义”，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佘罗（Lester C.Thurow,1938~2016）大力挞伐。佘罗在一九九二年春出版的《世纪之争》（ Head to Head）一书畅销全球，被克鲁曼认为与该书副标题“一场即将来临的经济战争”密切相关，该书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及许多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可见“经济战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普受认同。本来，将经济“竞争”比拟成“战争”，是“非经济领域人士”的习惯，优胜劣败的达尔文（Darwin,1809-1882）进化论也不适用于经济界，但佘罗这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竟带头鼓吹，这对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反动。正如克鲁曼所言：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把国际贸易当作与军事敌对相似的战争观点，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是有许多贸易冲突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实，这也是各国政府决策者、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看法，也就是这些地位关系重要的人士抱持“贸易是类似军事战争”的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竞争是互利的道理”故意无视或全然无知，于是“商战”不但在舆论上居绝对优势而流行，也表现在竞逐“国家竞争力”上，致使“贸易保护”成为常态。其实，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的论点及主张，是亚当．史密斯反对，甚至要破除的。
所以，将史密斯的这本经典用“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的确有“一国本位”的味道，与史密斯的“多国”、“全部国家”的本意有所扞格，而夏先生的提醒也非小题大作，而应严肃辨正。
虽然曾有学者辩说史密斯当时的英国，拥有许多殖民地，因而史密斯所指的多国还是只指大英国协。不过，纵使如此，一来“日不落国”几已包括全球，二来不分本国、殖民地都一视同仁。因此，既然史密斯意在探寻财富的本质和起源，当然含括的对象就是诸多国家的人民，亦即如何让全球民众都能得到愈来愈多促进生活福祉的财富。
“以邻为壑”的“经济国家主义”
《国富论》这个中译名的确容易被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让各国的领导者及其人民只顾自己国家的财富之增进，于是在观念的错误引导下，衍生出“保护主义和保护政策”，而“以邻为壑”的不幸后果也就层出不穷。夏先生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的作祟。
史密斯的经典大作讲的是“分工合作”，由之引出的基本经济法则，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一旦不幸受阻于国界，其终极后果是大家都受害。二十多年来 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WTO（世界贸易组织）不断地推展自由贸易，“经济无国界”已是再熟悉不过的名词，民族国家在经济事务上似乎走到终站，但在二十一世纪却又走回“经济国家主义”，此时再回头检视史密斯这本经典钜着的中译，确实更饶富意义！
那么，《国富论》这个通用的中文译名是不该再继续使用了，但选用什么译名较恰当呢？在没有更好的译名出现前，让我们回头使用伟大翻译名家严复先生最先用的《原富》吧！该译名虽未能点出“多国”、“全球人民”的国际意义，但却传神地点出“财富起源”的原味，而且“富”既未特指，自可适用多国。在此我们也应已见识到“文字、语言的魔力”，以及“翻译”的重要性。
返还“原富”
其实文字、语言的威力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可以碰到，其关乎文化、生活习惯是无可置疑的。近来台湾多所大学强迫用英文教学、中研院的院士也曾倡言以英文写作和多用数学，以及“翻译”向来在台湾都被视作不登大雅之堂，更长期受学术界鄙视。趁此反省《原富》中译名的机会，顺便呼吁大家以富于内涵的思考态度，严肃看待这些影响深远的课题。
史密斯这本经典的中文译名由“原富”到“国富论”，虽和史密斯的原意背离，但和现实世界却较为相符，此也印证现实人间向下沉沦，社会上充斥争权夺利、冲突、敌对，甚至“人人为近敌”，而“国富论”的译名难免有推波助澜之嫌。既然二○○○年又再重译该本经典的上册，二○○五年再译下册，而且又是好友谢宗林主其事，他也是夏先生的知音，为何没趁机至少回到“原富”这个最初的较适当译名呢？“国富论已经普及，换名就不被人知晓了！”或许！但，即使新出版的译本内容较能正确诠释史密斯的原意，译笔也佳，较合乎“信、达、雅”，但厚厚两大册，现代人很难耐心读完，何况如经济名家哈利．强森（Harry G. Johnson,1923-1977）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本全球数一数二经济学术期刊发表的“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wenty–five Years”这篇论文中所说的：“大凡被称为经典名著，就是每一个人都听过，却没人真正看过的书。”（……a classic–meaning a book that every one has heard and no one has read.）如此一来，对于这世代和未来世代的华人就可能被误导了，因而我觉得有必要一再将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也盼望不要再用“国富论”这个译名了！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