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从被囚到平反

作者:

一、北师大4·26事件

⒈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臂往楼道外拖。我本能地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⒉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戴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扰破坏大清查。”(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刘××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19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⒊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19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前后,1966、1967、19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听说,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7、8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了。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⒈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檫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除了有原来“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二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⒉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⒊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编委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董××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办监狱”

⒈我住进了师大革委会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层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多星期里很少审问。

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臂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手持胳臂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臂,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面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⒉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张××、物理系张××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张××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刘××,这只“喇叭虫”中气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怒骑”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支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李××,认为李××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黄××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黄××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据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他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黄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宣传队还把黄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与王光美是前后届的校友),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段××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段××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辩。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⒊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接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我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是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⒈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军宣队一位姓杨的排长,杨排长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张××,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杨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杨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屋,我们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杨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永远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⒉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道经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⒊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师劫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0516/20550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