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师大4·26事件
⒈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臂往楼道外拖。我本能地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⒉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戴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扰破坏大清查。”（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刘××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19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⒊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19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前后，1966、1967、19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听说，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7、8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了。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⒈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檫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除了有原来“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二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⒉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⒊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编委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董××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办监狱”
⒈我住进了师大革委会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层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多星期里很少审问。
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臂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手持胳臂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臂，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面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⒉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张××、物理系张××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张××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刘××，这只“喇叭虫”中气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怒骑”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支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李××，认为李××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黄××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黄××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据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他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黄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宣传队还把黄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与王光美是前后届的校友），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段××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段××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辩。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⒊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接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我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是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⒈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军宣队一位姓杨的排长，杨排长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张××，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杨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杨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屋，我们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杨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永远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⒉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道经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⒊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