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我观察到您在书中所描写的政治运动，运作的机制和过程其实对文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土改还是反右，中共所打击的对象都是特定的下层阶级或阶层。甚至当打击面过宽之后还要主动进行“纠左”。哪怕是对待高岗，毛泽东其实也并不存在斩尽杀绝的心态。那是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在文革中，主动把党内的高层矛盾扩散到全社会的所有阶层？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党内斗争起源的解释，您认为文革的发动是否也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的判断？
宋：毛泽东搞的这些政治运动，在时空上不仅延绵不绝，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常常有一种令人吃惊的重复性。陈云说毛有四句话：“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此中“治国无能”是要害。比如说毛泽东至少搞过三次“三反”运动、两次“五反”运动。“整风”运动，则一直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后期“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重复，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而是一种极端恶性的轮回。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大屠杀，我发现不过就是中共建国“暴力土改”的恶性发展；广西文革中“为革命吃人”的万人吃人运动，也正是大饥荒中间“人相食”的恶性重演。
为什么恶性循环？就是因为毛氏的政治运动轮回怪圈，常常是最高领袖为了掩盖自己造成的恶果，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来掩盖那个旧的相对比较小的错误。毛泽东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都要搞复查与平反，唯恐打击面过广。“反右”以后，就变成另一种形式。比如说“反右”是由于毛泽东对批评“肃反”感到不满，还因为“肃反”中有人猛烈地批判统购统销。毛泽东要翻“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案，要掩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被迫做的一点点检讨，就发动了文革这样砸烂一切的浩劫。他就是不肯下“罪己诏”，他比历代皇帝都不如！更不用说大跃进期间的庐山会议，他本来是准备上山反“左”的，结果却是反了彭德怀的“右”，最后结果就造成了更多人的饿死，本来一年半左右可以止住的大饥荒，结果变成了三、四年的更长期惨祸，惨绝人寰！所以文革不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还是毛泽东错误的顶峰。因为文革中，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因此毛死后这种运动模式就立即终止了。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能不能记住这种历史教训？我看未必，这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存在的意义。
若是要追究溯源，恐怕还是要回到我的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所讨论的，所有的独裁者在性格上都是病态与扭曲的。独裁者最怀疑的人，反而是自己身边最活跃和跟自己最紧的人。中国大陆官场流行过一句话：“离党越近越危险”。我们正常人认为“跟得紧”是忠诚的表现，但在独裁者看来，这可能是要政变的预演。
其实，刘少奇、邓小平与彭真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忠诚。而在经济政策上，尤其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时期，他们出于常识进行过政策调整，不得不对毛的政策进行扭转。比如西楼会议（卢注：西楼会议即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因在武汉，未出席这次会议。）以来，刘少奇等人一直在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们出于常识和经验就知道，地里产不出数万斤粮食。1966年2月，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彭真亲自把文件带到杭州让毛泽东签字。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彭真没有领会到自己的真实意图，尤其是毛泽东准备打倒吴晗的时候，彭真居然还特意保护吴晗，还向毛汇报吴晗政治上一向靠得住。这就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了《二月提纲》和“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指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首要分子，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文革正式爆发。
因此，在独裁者面前，无论你表现得如何忠诚，其实都会变成被怀疑的对象。所以毛泽东无论是与所谓官僚集团的反目，还是后期与林彪的决裂，其实都是自己病态人格的体现。
文革爆发后，彭真多次被拉到红卫兵集会上公开批斗。这张著名的、彭真在工人体育馆被反扣双手（坐喷气式）的照片，就是那一时期的缩影。
二 毛泽东独裁者的心理与对知识分子、农民和接班人的态度
卢：所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其实也是不信任的。在您的书中，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有摧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似乎格外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思想控制。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毛泽东在发起政治运动前，都要在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预先“放风”乃至“试点”。比如反右运动前的“反胡风运动”和胡适批判，再比如文革前的批鬼戏、指使戚本禹写的批判《清宫秘史》以及批判李秀成。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为模式，对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这种持续摧残，隐藏着他怎样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