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农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独裁者病态人格的两重性和欺骗性。我很怀疑毛泽东在听到农民在“大跃进”中的境遇所留下的眼泪是不是鳄鱼的眼泪，尤其是毛去世后，身边的卫士与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其实是为了衬托他们心目中的领袖的伟大和所谓的人性，不尽可信。当然尽管是独裁者，他也不希望底下的官吏都是贪官污吏。这就像前几天特朗普将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解职，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我们评价这种政治人物，还是应该从政策与理念出发。这种偶尔流露出的“人性”，无非是一种政治家的即兴表演。
卢：文革前，毛泽东青睐高岗、柯庆施等领导人。甚至在他们面前不止一次表露出对当时公认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满。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真正倾心的接班人是张春桥，甚至不惜因为张春桥与陈伯达和林彪决裂。在您看来，毛泽东真正倾心的接班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宋：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选择，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实用性在里面的。比如他提拔林彪，就是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需要林彪代表的军队的势力的介入。之后他觉得林彪势力的扩张威胁到自身，又开始在九大后敲打林彪，尤其是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提出，让张春桥做林彪的接班人的敲打。如果我们以张春桥作为毛泽东相对来说比较属意的接班人，我认为有三个特征，第一，不仅忠于毛个人，还忠于他的理论；尤其是还有一些所谓创造性的发挥。而文革中所谓创造性理论的发源地，十有八九离不开上海。第二，具有管理一方的行政能力，而不仅是一介武夫，比如吴法宪、黄永胜只是一介武夫。当时张春桥在上海管理的还是不错，起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第三，接班人最好和军队有一定的渊源和关系。当然张春桥在这一方面是他的弱点。所以毛就直接指派他当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为他创造条件。因为毛泽东不仅参与建党，而且他还是军队的缔造者。这一点恰恰是张春桥欠缺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张春桥狱中家书》，我是审稿人。我当时在审稿意见中写到，研究张春桥的思想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她在北京父亲的办公室拿起一杯水就要喝，张春桥阻止了她。另外给她倒了一杯水。出于高干子弟的敏感性，她一下就意识到，这杯水是汪东兴所在中央警备局提供的，汪东兴并不可靠。她后来问父亲，你既然对汪东兴不放心，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换掉他？张春桥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和毛主席提过多次。主席说这个人我已经用惯了。
张春桥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而汪东兴不过是毛泽东的（大）内务总管而已。后来果不其然，是汪东兴主导了抓捕“四人帮”。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即便是自己最看重的接班人，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不是毛泽东最主要的考量。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完全有能力为四人帮之后的掌权铺平道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对当时的党内的政治斗争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毛泽东是极端自私的人格，他没有为四人帮的政治生命考虑过，所以在他死后，四人帮反而以政变的方式被逮捕。
卢：毛泽东在发动巨大的政治运动之前，都会反复试探地方领导人的意见。比如大跃进前的南宁会议，再比如对刘少奇、林彪动手前也要反复向地方放风。这与我们印象中毛泽东以中央掌握地方的绝对权威有着不小的反差。在您看来，毛时代的地方与中央有着怎样的关系？地方领导人的意志是否会对毛的政治行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宋：这和毛要树立的毛中央的绝对权威并不绝对矛盾，毛在具体发动和执行他的一个大决定前同时强调“调查研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毛式的“调查研究”；无论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候，还是在井冈山时期，毛在他的工作方法里都强调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过程关系，地方领导人会对他的决策有一定影响。毛泽东在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提了很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更多体现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