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毛泽东是一个出身于农村，具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边缘知识分子性格”的独裁者，类似于宋江、黄巢这种底层读书人。他们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倾向，与知识阶层的矛盾是天然不可调和的。这一点与今天美国的特朗普颇为类似，比如他对大学和媒体的态度。这是由他们接受的教育与代表的阶层的决定的。同时，毛泽东本人的经历，也让他对知识分子既有仇恨，也有自卑的心态。因为年轻时在北大被冷遇的经历，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一次北大都没有去过。毛泽东对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导师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心态，1954年批《红楼梦》和批胡适，都是把象牙塔里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这都是毛泽东内心自卑演变成的自恋，自恋演变成的自大的体现。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其独裁者的非理性与病态人格出发，理解这种“推己及人”的心态。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来自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而在他看来，能造成舆论的就是知识分子。因此，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来制造舆论，虽然他看不起知识分子（如上所说），尤其是留洋回来的。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另一方面，他的“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的理论，又自然决定了他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共产政权的对立面，他担心这些人也可能和他一样造反成功，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这方面我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有过详细的论述。毛泽东时代，其实除了毛自己，没有人有能力和意愿来搞政变。比如1966年5月，在毛泽东授意下林彪作了所谓“政变经”的讲话（卢注：又称五·一八讲话，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讲的一篇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但是之后，毛泽东反而觉得林彪要针对他搞政变。可见，毛泽东的高度紧张和病态。
卢：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也是颇为复杂和暧昧的。比如1953年9月 ，毛泽东直接批判梁漱溟提出的对农民工的“大仁政”和“小仁政”；他对在“大跃进”时期对收到的民间反映基层状况的上书，也大发雷霆。但是在比如张耀祠的回忆中，我们也会看到毛泽东为了农民实际的悲惨遭遇而落泪。或许毛泽东也知道，为了所谓的现代化，农民是不得不进行牺牲的对象。因此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仿佛具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个是农村大家族的慈父，另一个是天威莫测的暴君。您认为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差的态度？
宋：农民一开始就是毛和中共搞革命、夺天下的利用对象，这一点至今都未变。中国传统时代的农村社会分层，只有立足于生活和财富水平的“大农”、“中农”和“小农”的概念。即便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地主”也只不过是具有物权归属者的宽泛意义。国民党偶尔也提到“封建地主阶级”，但这都特指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国民革命中，地主只是农民阶级中的一个分层、而非一个独立的阶级，尤其是敌对阶级。连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从没有提出过地主和农民对立的阶级理论。构建这一阶级对立理论的是毛泽东。他的立论基础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其中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把只占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农划为被消灭和被剥夺财产的革命目标，“具有动员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走向革命的天然基础。”
说得透彻一点，毛所构建的“地主阶级理论”就是为了煽动原来农民阶层内的“多数人”（90%左右的贫下农等）对“少数人”（8%左右的地富）的内斗和暴政。冠冕堂皇的“革命”就是要制造出原来农民群体之间的仇恨和杀戮。就像秦晖教授说的，土地改革就是要让农民手上沾血，先交投名状。其“天然基础”就是激发出种种人性之恶，如妒财嫉富的红眼病和谋财害命的暴力狂。毛的理论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够煽动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参加他的“革命”，最终把他送上独裁者的宝座，理论的常识性和资料的真实性都是不屑一顾的。农民是毛和中共战争时期的“兵源”和建设时期的“粮源”。所以毛和中共的这种高度实用主义的策略，一贯是牺牲农民利益，一直到现在，比如改革开放之后，过得最惨的不就是农民工群体吗？虽然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有比肩欧美的高层建筑都是他们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