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苦恼的是填写家庭出身。每次涉及到家庭，都会使我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长时间的忧郁。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等于在逼迫我重温一遍家庭的罪恶，重新体验一次认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诛连，两千年来的封建朝代沿袭至今，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确实具有它巨大的震慑威力。
我用小楷一笔一划地把报名表填好之后，交给了招生办。没想到我用蝇头小楷填写大学报名表的事很快被传出去。堂弟听说了，回来笑着说，固阳县里从来没见过。
前不久和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四十年不见，这位已经当了教育局长的学生发微信给我，还提到这件事；“1977年恢复高考，您是固阳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小楷填写报名表的考生，至今还在固阳传为佳话。”我感到真的非常意外。
报名之后，我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走在大街上，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着，一反过去那种北方边远小城的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遇到熟人生人，第一句话就是，你考大学吗？
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全部免费。据说，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在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去上课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带着书包，或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样子。午后时间，涌入校园的人潮，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校园里熙熙攘攘的，我选了一节史地复习班。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头簇动，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
自从1966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社会上出现这种如火如荼的学习文化的热情。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来不敢拿着书在街上走，得把书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
一小时的复习课结束了，我决定回村复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课上讲的内容太少，太松散。我宁愿自己挑重点自学。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
晚上回去之后，总觉得心神不安，反复思考着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有如惊弓之鸟。政审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择优录取，还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越想越心慌。借鉴以往的经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怎么办呢？以前有人指点过我，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也可算是重在表现了。
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比如：斗私批修、思想学习汇报、学习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倒是提高了娴熟的写作能力。但是，每次这样的经历，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被抽得皮开肉绽，心里淌血，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
别无选择，我又趴在灯下，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措词恳切。
在高考中，文化考试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是抱着临阵磨枪，竭尽最大努力去拼博一回的态度。巨大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即使新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现”，可谁能保证呢？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给我一点宽大和仁慈。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能享受与其他孩子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体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委屈和耻辱感。渐渐地，读书和思考培养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养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面临高考，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好像豁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冰冷绝望的心灵，照亮了我整个生命。我渴望这温暖，渴望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顾一切地去追随那一缕阳光。
我回到招生办，把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大学申请表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但是万万不能说的，只有两句话：我父亲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末期时，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硬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重返教育界工作。那是后话。
改报英文专业，使我格外兴奋。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机会。我立即返回村里，开始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我的应急策略是：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00~200个单词和词组，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练习写短文，同时系统整理语法规则，翻译课文或故事，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
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从小就偏爱外国文学，我家有不少小人书，《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苏联的寓言童话书。在初中时，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觉得外国作品风格和内容丰富新颖。
小时候常听我母亲唱英文歌曲。关着屋门，母亲会给我们轻轻唱《老黑奴》《当我们还年轻》《可爱的家》等等。母亲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这令我十分向往。
我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1968年初，正值文革武斗时期。我到济南姥姥家去。我那才华横溢的大舅教我英语，我学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在蔡元培当校长的那个时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我只能翻看插画。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再回来读这些书。围绕着家庭关于学习英语的神秘故事，使我对学英语着了迷。
初中后失学在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在家跟着听。不久我被临时分派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学工。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震耳欲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英文课文和每天学的单词背得滚瓜烂熟。多年后在美国读书时，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诸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
1970年代初常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我怕被人诬陷，不敢常听，在家偷偷地读写。在这期间，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情绪万分沮丧。有一天，我父亲把一本旧的英文课本打开，鼓励我坚持自学。那年我16岁，从此我便开始了踏实认真的英语自学。但是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
没有时间复习中文，只是在休息时间浏览自己保存的书籍。我在1966年小学毕业之后从未停止过阅读。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小学水平的我，就开始啃读这本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阅读课本，里面汇总了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将近十年里，我熟读这些文章，并能背出大部分章节。还有好多本高校的教科书，《写作知识与修辞》《古代散文》《荔枝蜜》散文集，还有《契科夫短篇小说》《评红楼梦》、唐诗宋词、历史、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在这一书难求的关键时刻，我的书箱简直就是“聚宝箱”。
在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粮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无几了。入冬之前，生产队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炭。忙于高考，我忘记拉炭的事。剩下的大多是碎炭面，有的像石块那样。烧不着火，炕上冰冷，水缸里结了冰块。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我舍不得用水。渴了就把结成的冰块含在嘴里，用白水煮土豆吃一天。有时看书入神，煮糊了锅还不知道，这些事后来都成为村里的轶事趣谈。40多年后，当时村里的小孩子还记得听大人说过。
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能够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艰苦是寒冷，是饥饿。即使没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是同样这么困难。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
天越来越冷，情况越来越糟。夜里，屋里温度零下好几度，我从早到晚穿着棉短大衣，再裹上被子。戴着棉帽子和围巾。手指冻得不能写字。我就用眼睛读，嘴里念。背躺在炕上脊梁背后实在太冷，常常冻醒，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买不到煤油，从供销社买的柴油，点上灯不一会儿，一股黑烟缭绕，在房间里散开来，不长时间小屋里就黑烟腾腾，鼻子里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不一会儿，白口罩上出现两个黑洞洞。
临近高考日期还剩十多天，在这白雪皑皑的山村里，似乎与世隔绝，心里很不踏实。我背上一大包书，顶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再次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堂弟很爽气地同意我在那里借住参加高考。
小屋子的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炉火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小桌上放着书，我俩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在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感觉到新时期的来临。
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远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出门迎面遇到一位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她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1974年我见过她填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申请表。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体走过去，心里很难过。很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优先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农村。但是她却不尽如人意地成为牺牲品。我还是对她非常同情。
我在街上又遇到另一位曾经邂逅过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心想，如果是1976年，像你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你，又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我知道还有几位部队，包头大工业公司的高干子女也在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也是新奇的事情。
1977年恢复高考，为所有青年提供平等的机会，干部子女们失去了优先权。但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文革十年，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
我带了一些口粮交到固阳粮库换回一点现金和粮票，用以维持在固阳高考期间伙食费用。我计算了一下身边的钱和粮票很紧张，于是我便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柜台上挤满了人，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混合玉米面）只要1毛多。
为了节约时间，在最后这十天里，我干脆每天傍晚在食堂下班前去买五个馒头。晚饭吃两个馒头，因为要熬夜。早上起来吃一个，中午只吃两个馒头，喝白开水，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
高考终于来了。12月13日早上，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有许多学生，一起涌进校园，寻找各自的考场。理科考场在校园的左边，右边是文科。考英文的教室在右边靠近学校的操场。
每天考两门课，中午休息。考史地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预料地顺利，并获得较高分数。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厂汉大队写汇报稿件，公社的政治学习会议都派我做代表写总结。
考数学时出现了奇迹。那是个上午。一早起来，喝着白开水啃个馒头。多日不吃盐，嘴里又发苦又发甜，感觉有点恶心。早上只有半个小时浏览学习资料。但是一直没来得及复习立体几何。我想了个办法，把几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公式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一边走，一边背这些公式。
到了考场门口，我使劲盯着纸片，恨不得把这些公式刻印在脑子里。考生差不多到齐了，我在门外把小纸条撕碎扔掉。刚进教室坐好，老师发给每人一张白纸作草稿。我灵机一动，把刚才记的那几个公式刷刷地写在白纸上，其中有计算圆锥体积的公式。几分钟以后，考卷发下来，我大致看了一下，惊愕得不知所措。最后一个大题20分，正是计算园椎体体积的应用题。
我立刻把这题目仔细计算好，又作了复查。多年以来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关注着我。为什么偏偏把这个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设置为20分呢。可以想像，这个20分在录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压了一码。
15号下午加考英文。报名时全固阳县18个考生。可是那天考场里不满10个人，已经有人放弃了。刚开考不长时间，坐在我右边一个男生推开课桌，大踏步地离开了考场。我抬头目送着他走出教室，那双皮鞋的响声很坚定果断。好像已经决意不再恋战。
英语考卷上的生词并不多。而是语法部分根本不熟悉，只能胡乱对付。有两个短文题目，我选的是“我的朋友”，复习时背诵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饶有信心地写一位知青朋友的共同生活，劳动和学习。整个考试时间，手里的笔没有停过。满满地写到考试结束。不过，我估计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百出。
印象最深的还是考作文。从第一天开始，两位监考老师就经常轮流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答卷。刚开始我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就顾不上这些了，只管埋头答卷。
作文命题有两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谈实事求是》。在农村自学时，我曾经练习写过各种小文章，其中就有“谈谈事实求是”。这一概念我从小就耳熟能详。我父亲为了申诉他的冤案，我看着他写了十几年审诉。他常说“要实事求是”。因为有人把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
在考场上，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涌上来，头里热烘烘的。脑海里出现一副副画面：家里烟雾缭绕，我父亲坐在桌旁，面对着政治外调人员，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蜷缩在窗外走廊里，正好听得到我父亲的说话声……我要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能编造。这些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立了个提纲。然后奋笔疾书。没有草稿，来不及修改时间就到了。我坐在教室中间，老师从第一排开始收卷，走到我身边时，我还有两三句话没写完。我说，老师，马上就好，等一会儿。那老师什么也没说，走到后边去了。我很快写完，急匆匆注上名字，顾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递上去。这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结束了，考场没有一个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试，犹如一场梦。不一会儿，那位监考女老师进来提醒我，该锁门了，走吧。我跟在她后边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问道，你看大家考得怎么样？她摇头，忽然又稍稍转身，一边轻轻说了声：你还行。
教室门都锁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往校门走去。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双腿顿时瘫软起来，走不动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侧面的石头上，失声痛哭起来。长久以来忍受的折磨，憋在心里的怨屈，全部涌上心头。
我用围巾捂着脸。泪水湿了一大片围巾。冬天的黄昏更显阴晦，空旷的操场寂静无声，只有一阵阵凌厉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似有凄凉万古之感。
多年后回忆，仍然觉得我需要痛哭一场。好像是个拳击手，经历了反复的生死拼杀，浑身伤血，没有一滴眼泪。从拳击场撤下来时，反而要为自己还活着而痛哭。
这个傍晚，我径直走到那家旅馆食堂吃晚饭。怀着要犒劳自己的心情，排队买了一个菜和馒头。内蒙古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在柜台前接过菜碗时，连汤带菜都是冷的，羊油凝结成了白色的小片片，漂浮在上面。我问柜台上的师傅是否可以热一下，他给我倒了些滚热的开水。
我终于可以吃一顿真正的晚餐了，坐在餐桌边，喝着有盐的热菜汤，吃着馒头。那咸味可真香啊！真美味！我已经有十天没有吃盐，一天到晚喉咙和嘴巴里又苦又甜的味道，非常恶心难受。
考完第二天就回厂汗村。我拖着步子，疲惫不堪。在上坡的小路上有人跟我说，分给我的土豆还在地里呢，恐怕都冻了。土豆算作我的口粮，不知道队里的账上还剩多少粮食。太累了，我没有一点儿力气去搭理这些事。
离开十多天回来，知青房就像一座冻得凝固起来的泥土雕塑。顶着朔风，伫立在山坡上。开门走进去一股寒气扑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结着一层冰。脚下的土地冻得硬梆梆的。连一点尘土都没有。我意识到我又回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境地，又要开始我的孤单穷困的生活。艰难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