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住在昆区的赵老师，曾去过他家一次还有点印象，我摸索着找到了他家。他和太太热情地留我住宿，把外间让给我。有个真正的家真好，屋里温暖如春。夜里安静，我把书包里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拿出来，一篇篇轻轻地读，猜想着明天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九中，考试在继续着。我是最后一个考生。本来书包是不允许携入考场。服务人员说她需要离开，我问她怎么办，服务人员犹豫了一下说，你带进去吧。放在一边就行。我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下面还有一批新考生来口试。
推门进考场，三位老师坐在对面，中间是一位年长的梁守涛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名字），两边各坐一位年轻女老师（王可和胡萍）。我用英语回答早上好。他们先请我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三位老师，我并没有觉得紧张，只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机械地按照听懂的几个单词去回答。
左边地上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些音标，好像听见老师说读一下。我赶紧站起身，走到小黑板跟前，一一读起来。然后又递给我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自己摸一张。上面有一小段英文故事，记得是小动物的故事。我读了。
口试最后一部分是自由谈话。我有好几年没有跟别人用英语对话。这时候，我仔细听，抓紧机会用熟悉的词。一开始听到问“你”，我就尽量介绍自己：我是知青，在农村下乡。听到“家庭”，我就赶紧说家在南方，在江苏。听到“父母”，我就说父亲母亲是教师。我又听见单词“学习英语”，我就赶紧说我非常喜欢英语，在农村自学英语。
从梁教授的眼神似乎对我越来越好奇，他问得更多了。我知道谈话的时间早就超过了规定。他问我怎么自学的。我就说自己有旧的英语书。他指指我的书包，问我书包里带的什么？我说我随身带着英语书自学的。他问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只听懂了几个单词，看他的表情动作就明白了。我马上从书包里拿出我的笔记本，一本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地默写的单词。另一本上整齐地写着英语课文，语法，翻译和小作文。
梁教授仔细地一页页翻看着，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的。下面又说了些诸如；我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我喜欢文学，等等。王可教授和胡萍老师也轮番拿过去看了看。这个时候，我越来越镇静。记不清还问了些什么，只记得我嘴里不停地回答着。估计是乱诌一气，语法错误百出，语音语调就更不敢提了。
就这样，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勇敢，谈了好长时间才结束。
三月份春天进了外语系之后，和胡老师，王老师分别谈起口试的情况，我才了解到，在我离开考场后，梁教授很激动，连连说：给她高分，给她高分，这样的考生我们一定要收。据说，我是包头地区口试考生中唯一的还在农村劳动的知青。估计我那双男式大头鞋，和那一付灰头土面的样子，也可能使他们感到意外。
英语口试之后，我去叔叔家。一进门，伶牙俐齿的小堂妹把我高考成绩一门门地喊了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隐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来。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绩的方式。
这才知道，我叔叔有个熟人在包头招生办。他去打听我的成绩。招生办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总成绩超过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分数线。可以改报吉林大学，看我的意愿如何。我一听很兴奋，可是转念想到父母无法供我读书，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师范院校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内蒙古师院的回复。
1977年高考采取先报志愿，再考试。如若成绩超出分数线，有可能被更好的学院录取，在1978年入校后零星听到过。这与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视《国家记忆》节目中关于1977年高考回忆也是吻合的，而且在录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写的志愿排列。
顺便提一下，内蒙古招生则出另一类情况。国家把四类院校列为重点录取院校。其中有师范院校。内蒙古师院在各城市招生时，拿走所有超过分数线，报考志愿填写内蒙古师院的考生资料，予以抢先录取，尤其是津京沪老三届考生。怪不得内师各系77级人才济济。
就在包头逗留中，听到周围不少关于高考的议论。最令人胆颤心惊的仍然是政审。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变化。多年来围绕着政治运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划分，导致了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干这类关键时刻，政审可以直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炼狱。每想到政审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虑不安。一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奇想：独自去闯内蒙古师院外语系。既然成绩上线，按新的招生政策我应该通得过政审。我要亲自去力争通过政审。
我立即从包头乘坐火车到呼市。有位年轻的亲戚叫建国，正巧在内蒙古师院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奋勇去打听外语系书记的住址。当晚，他带着我到家属院，建国年纪比我还年轻，我们俩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履安书记家。
敲了敲门，王书记太太应声开门。她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屋。屋里摆设很简朴，王履安书记高大的个子出现在我面前，他带着微笑和蔼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绷紧的心情放松下来。
当我说明来意。王书记呵呵地笑起来，他很果断地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主要看成绩和本人的表现。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过去那样搞是不对的。王书记又询问我的考区和成绩，我一一说了。他说，你放心吧。把你们第一批全部招进来人数还不够。我们降低了分数线，又招了一批，口试通知已发出。
王书记态度和善，言辞诚恳，非常果断。听上去他对高考招生情况了如指掌，对有关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观点明朗。在言谈中显露出他的魄力和正义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家庭出身问题大胆地发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谈了一会很快就离开了。临出门，王书记微笑着对我说，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来，我十分兴奋。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四十年以后回顾那次冒险行动，那情景真是一次幸运的“上访”。
从后来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了解到，1977年高考中，全国有很多省市，学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审这一关控制得很紧，并没有真正执行“主要看本人表现”这一政策，很多优秀考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绝录取。我认为，与其说“这是纯属执行政策中的失误”，不如说这是“长久以来对政审的已经固有的习惯做法”不会因一条新政策而很快改变。这是1977年高考留下的一大遗憾。普遍承认，1978年高考时政审有所好转，到1979年，政审才真正放松。
就此而言，我对母校内蒙古师院外语系怀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录取新生的过程中保护了一些像我这样无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进校后了解到，在内蒙古师院“窝着一大批”学术白专典型，在1950代里从北京上海等院校流放来支援边疆。外语系的英语和俄语专业亦是如此，梁教授是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的，还有几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师，王履安书记是本系学生会主席，留校工作，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到今天，我才更认识到我的1977年高考有多么幸运。
一月份剩下来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过。严寒仍然在春天来临时之前任意肆虐着。除了咬牙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1978年2月4日立春，紧接着7日就是过年。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这个凄凉的过年。小屋里零乱地堆放了许多东西。有时我看看被寒风吹破了的窗纸，灶前零乱的柴禾杆，快烧完的碎炭面，还有土豆，屋里狼籍一片的样子，不禁有点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进中举》。日子一天天地在极度的寒冷，饥饿，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过。
整个冬天为高考奔波的费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粮逐渐交到固阳县粮库，换回一些粮票和现金来维持，这时候的我和任何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按照内蒙古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就赶着把干粮做好，炸油糕，炖好猪肉，存放在凉房里。在农历正月里他们尽情地休闲，串门走亲戚，把熟食热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乡家取暖，老乡们会热情留我吃饭。但是我自尊心很强，每到快要吃饭时间就找个借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随便煮点什么吃。炕灶里不经常烧火就有潮气，有了潮气就更烧不着火。放进去的炭块像石头，根本烧不着，有时连水都烧不热。煮的土豆和糜米粥常常是半生不熟的就吞下去。
这时听人说固阳县教育局门口贴出大红榜，是高考初选名单，实际也是后来的录取名单。可能最后录取还有些变化，我不清楚。全县初选高校的以理工科为多，文科本科只有28人，英语本科1人。也就是说，英文专业18人报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选。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
据说整个固阳城沸腾起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围在红榜旁边观看谈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再也没有力气赶到固阳去看红榜。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希望那时去看一回。
大约是二月中旬，我到固阳县办事时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医院体检。我的前面一位女知青考的理工科，很壮实，皮肤粗糙，脸庞红通通的，一看就是长年在野外被风吹日晒的。医生说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缺陷，女孩说从来没有检查过，插队几年一直是强劳力。她急得连连向医生哀求。这位女医生沉吟了一会，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去，再出来时，用笔在检查单子上划了一下，通过！不过这女医生严肃地叮嘱那女孩尽快去检查一下。
体检结束，我的公社有一位回乡青年被查出色盲，只能放弃第一志愿北京钢铁学院，到内蒙古师院去。对回乡青年的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
体检后又是无休止的等待。三月初，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高考结果杳无音信，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似乎是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同时，我感觉自己的体力也渐渐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体单赢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样，勉强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乡家“取暖”，在想：不知道老天为我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坎坷人生之路呢？正在这时候，有个孩子匆匆忙忙闯进屋来，一副又惊喜，又紧张的样子，说“小吕，你可能考上了！”他说听人家说的。
我跳下炕就往外走，决意要到公社去问清楚。虽说是三月初，河槽路被封冻了整个冬天，还有很多硬梆梆的残雪。又是36里艰难的路，非常吃力地走到公社，又是一路浑身滚爬，弄得全都是碎冰雪碴。
刚到公社大院，有人就认出我，老远朝我大声喊着，小吕，你考上大学啦！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还是想笑。
我问，我怎么不知道！通知呢？这人回答，他也是听说的，还报出其他考上大学的考生名字。
这干部热心地带着我到学区办公室翻找。我紧张得头上都渗出汗来。最后在学区会计的一个抽屉里找到录取通知书，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是“内蒙古师范学院”，抽出里面那张白色的硬纸张，上面一行黑色大字“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我读着这一行字，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所在的忽鸡沟公社考上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乡男青年，分别考入北京某理工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师大物理系。另外两名男知青分别考入内师体育系和西北某大学。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知青，也是固阳县唯一考上英语专业的考生。
那时全公社光知青就有600多。我知道好几个很有才能的知青没有被录取。我很遗憾。我衷心希望他们在以后的高考胜出，搭上这部历史的列车，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顺利平安。
三月初春的阳光夹着一丝妩媚，带来了不一样的暖意。我盼望在我离开之前看到知青们回来。我明白，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十分艰难，他们要面对难以接受的失望。
小杨回来了，他很沉默。只说他没考。其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很多知青在这场来势迅猛的变革面前感到懵了，来不及做出正确的选择。
小魏回来了，我期待他说什么，他也是一样的沉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40年后我才知道，他躲在屋里眼睛都哭红了。
其实，我无法开口说我考上大学了，更不忍听到任何祝贺的话。我觉得心中充满歉疚和说不清的留恋不舍。
3月16日早上我离开了厂汉门洞村。这天天气晴朗。小杨总是乐于助人，主动把我的行李送到坡下的村口去，一个行李卷，两只木箱子。
村口有一大群乡亲在村口，队里有个老汉赶毛驴车去公社，顺路带我。我倒着坐在毛驴车上，眼看着村子渐渐远去，消失在视野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幽静的山沟里，一辆小毛驴车吱吱扭扭地，最后一次带我走在这条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寂静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走去。
内蒙古师院3月18日开始报到。当天一早，我哥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从东河区火车站，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
当我乘坐的列车驶向“我的大学”时，我内心很平静，没有欣喜。在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的疲惫不堪，在绝处逢生之后的感激之情，同时抱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所有这些十分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我安详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在呼市火车站，外语系组织的迎新生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把我作为第一批新生接到师范学院。
政治辅导员李维成老师开玩笑说，你是77级第一个到校的学生。这话触动我，有点伤感。因为我离开知青房，没有地方可待，只能尽快到学院宿舍去。我急切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觉，到食堂好好吃一顿饭。经历这4个月高考，实在太累了。
刚在宿舍安定下来，一位风度优雅的老教授轻轻推门进来问道，哪位是吕丁倩？我正坐在床边，马上站起来说我就是。她走过来微笑着说，我听梁老师介绍你在逆境中自学的情况，他说一定要把你这样的学生招进来。她就是系里另一位权威金龙驹教授。
几天以后，偶尔在教学楼里遇到梁教授，他很高兴，还像口试时那样看着我说，以前你在逆境中自学，以后可以在顺境里好好学习了。我回答说是的。说完，梁教授匆匆走了。这句话竟然几十年都清楚地记着。
刚进校不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语系，信中的内容是：吕丁倩隐瞒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学的。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没有落款，信是从江苏省常熟市寄出来的。王书记读了信，不屑地回绝说，这种信件不理它。外语系执行“重在本人表现”，正气凛然。三年多之后，我才偶然得知这个“匿名检举”。
在那个三月里的每一天，我背着书包，手拿着新英汉字典，走出内师女生宿舍楼，沿着小路向外语系教学楼走去。外面阳光明媚，灿烂无比。小路的两边栽满了杏树，满园显出一片热情的粉红，枝条上已经抽出绿绿的芽，长满红红的花蕾。我离开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树丛中，微微仰面，闭上眼睛，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尽情地感受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春天。
吕丁倩于Briarcliff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