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回忆起来，N告诉刘淑，唯一能记起的异样是，当时住在张大鹏家她总是做带有性意味的梦。但在当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梦是某种现实的映射。
但是否赴德国出庭作证，N一度十分犹豫。她已经在国内组建家庭，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件事。最终，她决定瞒着家人独自前往德国。N很快拿到签证，德国方面为她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并安排两名警察接机。
在法庭上，张大鹏始终没有看旁听席一眼。刘淑记得，他一直低头看着桌面，或转头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
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以Airbnb租客的身份住进一位单亲母亲家中。张大鹏实施性侵时，这位女性的11个月大的女儿，就睡在母亲旁边的床垫上。
由于药物造成记忆缺失，受害者起初对这次犯罪毫无察觉。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分析他硬盘中的犯罪视频，她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得知真相后，她仍要工作、照顾女儿，却长期被羞耻、失眠和恐惧困住。她不愿告诉朋友和家人，也不想寻求专业帮助。她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担心女儿是否也曾被下药，甚至害怕青年福利局会因此把女儿带走。判决书写到，一年多以来，她无法打开自己的信件，只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堆放着；她担心账单和催款，又不敢把攒下的钱花在度假上。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犯罪发生之前。
德国媒体Bild图片报报道《房东被诱骗并遭强奸》，法庭上的张大鹏用红色T恤盖住脸
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又将同事Y变成目标。Y和他原本是朋友，也曾与张大鹏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国旅行；几个月前，两人还互换过备用钥匙，方便出国时帮对方浇花、照看猫。
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2024年12月发现相关照片和视频，Y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得知真相之前，她甚至还在陪同张大鹏的妻子一起去见辩护律师；还应律师要求，帮张大鹏向雇主申请休假。她一直把张大鹏视为朋友而非加害者。
得知自己受害后，Y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即使用药也无法缓解。她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害怕夜间有人闯入自己的住处。
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身体感受。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在网站上提醒女性留意可能被下药的迹象：异常长时间睡眠、醒来后无法解释的疲惫、淤青，或在不是自己入睡的地方醒来。
Tong Z.案中，受害者大多来自他的社交圈。2024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有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两人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时，他趁对方没有察觉，向她的酒中加入多片处方类安眠药。药物和酒精共同作用后，她逐渐陷入麻醉状态，躺在床垫上，只能极微弱地感知之后发生的事情。Tong Z.随后把她像“关节人偶”一样摆布，实施性侵并拍摄。
这类药物性侵剥夺的不只是身体反抗能力，也剥夺了受害者理解现实的能力。处方类镇静催眠药和酒精并用，会强烈压制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陷入昏睡、意识混乱和记忆缺失。受害者可能记得服药前发生的事，却对服药后的经历、听到的话、看到的场景和身体遭遇完全“断片”。她们知道自己不对劲，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性侵并没有随着身体醒来而结束。数字性暴力让受害者无法真正离开那个痛苦的案发现场。只要影像存在，她们就会不断担心：它是否被别人看过，是否还会被上传，是否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
“厌女”动机作为量刑加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Tong Z.案的判决书里，柏林地方法院不只写下了他做过什么，也写下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法院在量刑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这些行为建立在“蔑视女性的厌女思想”之上。
法院认为，Tong Z.的犯罪不是几次孤立的偷拍或性侵，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行为。他秘密拍摄女性洗澡、换衣、睡觉和发生性行为，为不同女性建立文件夹，把影像储存在硬盘里，也在 Telegram聊天中与他人讨论、炫耀。判决书特别提到，这些聊天内容显示，Tong Z.“普遍将女性视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对象”。麻醉女性，是为了增加他的性快感，也为了让他能够拍下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时的影像。
这个判断影响了Tong Z.案中一些看似较轻罪名的处理。德国刑法中有一条原则：对于较轻罪行，法院通常应尽量避免判处六个月以下的短期监禁；如果可以用罚金处理，就不应轻易判监禁。只有当罪行的特殊情节，或被告人的人格状态，使得监禁对于教育被告、维护法律秩序“不可或缺”时，法院才会判处短期自由刑。
但在Tong Z.案中，法院仍然对多项偷拍行为判处了短期自由刑。理由是，这些偷拍视频并不是普通的隐私侵犯。它们被嵌入一个持续多年的性暴力系列中，也和 Telegram群组里的厌女语言、药物性侵幻想、影像炫耀连接在一起。法院认为，Tong Z.长期实施这类行为，体现出对女性的蔑视，仅以罚金处理不足以回应行为的不法性，也不足以对他产生教育和警示作用。
这一点，让这些案件与德国近年的刑法修正发生了连接。
2023年6月，德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修法将“基于性别的”以及“针对性取向的”犯罪动机，明确写入《德国刑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