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扫荡，特别是“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打击，爸爸的性情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普遍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声称大学是修正主义的泥潭，要彻底砸烂。学有专长的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彻底批倒。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被排在“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第九位，是“臭老九”。爸爸面对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沉默，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行事也越来越谨慎。除了伏案看书几乎很少高谈阔论。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给家里带来莫名的紧张气氛。
弟弟在工厂上班，车间的师傅来家访，他怕说错话，躲进小屋里不肯露面。由妈妈一个人出面寒暄。妈妈一边和师傅们说话，一边担心爸爸在小屋里弄出动静造成尴尬。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学校的老师边讲课边接受学生的监督改造。那时的说法叫做掺沙子，工农兵大学生都是各地推荐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优秀分子，是无产阶级的沙子。要改造资产阶级泥潭里的教师，就要掺进来，具体说就是要在学校“斗批改”。其中一项就是老师每天要向学生交思想汇报，有时还要当众口头汇报。爸爸从不敢怠慢，每次都要反复斟酌写出汇报来。
后来爸爸到工厂给“老工人班”上课，工人师傅免了爸爸的口头汇报，一个学期只需爸爸写一份思想汇报即可。得知此事我们都为爸爸高兴，爸爸也表现得轻松了很多，但是他还是惴惴不安，几次对妈妈说：“你说我不汇报行吗？师傅们定的应该没问题吧。”我到兵团以后，爸爸精神上好像有了支柱。他把兵团战士这个身份看得很重，和弟弟妹妹单位打交道的事情，都要等到我探亲回京，由我出面去办。
到了1974年前后，知青政策有了变化，知青返城的口子打开了，大家开始找路子托关系，各显其能，以病退困退等方式拿到回城资格。凡是家里拐弯抹角和医院，知青办公室等部门沾上点关系的知青，都想方设法开出了病退困退的假证明。有的知青为了拿到疾病证明，自毁身体，超量服下对肾脏肝脏等有损伤的药；有的为了造成精神分裂的假象，当着医生的面吃土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为了能回城，知青们上演了一幕幕沾满血泪的苦涩悲剧。
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社会关系和交往都极其简单。他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也找不到可以走动的关系。又加上他们属于“拿着猪头也找不到庙门”的人，历来羞于张口求人。因此除了在家里长吁短叹发愁犯难以外，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远在齐齐哈尔的亲友寄来一张“胃十二指球部溃疡”的钡餐片子，只要弄到一张北京某医院与此相应的诊断证明，病退的希望就很大了。
但是怎么弄到这张诊断证明呢，爸爸妈妈仍是一筹莫展。这时好友把她在海淀医院做勤杂工的姐夫介绍给爸妈。爸妈如获至宝，把这位姐夫当做座上宾，极尽能力招待，特别是爸爸，他知道女儿回城的全部希望就在于此了。他放下全部自尊，讨好这位“姐夫”到了点头哈腰的程度。
爸爸从不饮酒，从江西干校也是血吸虫重疫区回来后就有被血吸虫感染的症状，肝指标不正常，更不能沾酒。但是“姐夫”特别爱喝酒，经常来我家串门，每次都要喝到午夜，妈妈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爸爸独自陪着“姐夫”，不仅不敢叫停，还要再三挽留，让“姐夫”喝得尽兴。
我回京探亲和爸爸一起招待过“姐夫”。冬雪之夜，家里没有暖气，煤火炉驱不散深夜的寒意。姐夫喝了酒不怕冷，越喝越兴奋，爸爸强撑着病体，裹着棉大衣陪坐在酒桌边。此情此景让我心里好生难过。我说：“爸，对不起。”爸爸笑着说：“能找到个在医院的关系是咱们的运气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后来我发现家里的自行车不见了，一问才知道自行车送给姐夫了。爸爸高兴地对我说：“咱们光送烟酒，他吃了喝了就没了，送他自行车，他一骑就能想起咱们托他办的事来。幸亏他没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