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一个初春的清晨。我的探亲假马上就要到期了，返回地处塞外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我和爸爸有一件大事要办。
只见爸爸洗干净了手，坐到他那张破旧的书桌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盖着海淀医院公章的空白诊断书，轻轻铺展在书桌上。恐怕这张小纸被桌面划破，爸爸赶紧拿了一张硬纸板垫在这张薄薄的小纸下面。我掏出了事先打好的草稿，上面写着“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准备让爸爸把这几个字抄到那张空白的诊断书上。
这时。爸爸突然站起身，走到房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把门从里面锁好，又把所有的窗帘一一拉上，这才又坐回到书桌前。爸爸紧张的神态和做法，让我的心头一紧。我知道这件事太难为爸爸了。
爸爸原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读大学时还是话剧队的成员，曾经出演《雷雨》里周冲一角。爸爸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大学任教，我们举家迁到北京，爸爸最爱在厨房刷碗时一展歌喉，大多是京剧清唱，偶尔也有救亡歌曲。那首《九一八》我就是从爸爸的歌声中得以熟知。爸爸讲课幽默风趣，深得大学生们喜爱，他的课大都排在下午第一节，在学生最爱犯困时登上讲台，课堂上笑声迭起很是活跃。每有大学生来家里请教功课，爸爸立马进入状态，展纸提笔翻书，讲得不亦乐乎。之后还要送出家门。夏天的夜晚，我们会听到从离家100多米远的路口，传来爸爸宏亮的声音，他站在那儿，还在不厌其烦地向他的学生讲着什么。
爸爸的专业造诣我不是十分了解，只是多年后听系里的老师提起爸爸当时有一个绰号，是一个前苏联知名学者的名字。但我知道爸爸的外语很棒。因为爸爸在东北沦陷区上中学，日语娴熟。后来在哈工大由苏联导师指导学业，研究生论文以俄文写就。爸爸的英语也达到一定水平，“文革”开始后爸爸指导的柬埔寨留学生到家里请教功课，爸爸用英语和他交流。
爸爸还是个特别本分、廉洁自重的人，教学单位纸笔供应充足，但他不曾将公家的一张纸一支笔拿回家给过我们，一次我们几个小孩从马路边的土沟里弄回一堆土坷垃，爸爸看到后命令我们马上把土坷垃放回原处，我很不解不肯行动，爸爸说：“土坷垃也是公家的，不能随便拿回家！”我们只好把那堆土坷垃又运回到土沟里。在孩子们的眼里爸爸是个博学而本分，沉稳而亲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