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也是个实在人，串了小一年的门，终于在我探亲时拿来了这张无比宝贵的空白诊断书，也就出现篇首爸爸和我办大事的情景。
唯恐填写诊断书时出差错，爸爸先在草稿纸上练了几遍，然后小心翼翼一笔一划地在诊断书上填写了病名，爸爸又问我：“医生签字这儿怎么填呢？”我说编个假名填上。爸爸迟疑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说可以吗？会不会出事啊？我以坚定的口吻说“不会出事的，就填个假的。”爸爸略做思索，在医生签名后面填上了“姚俊”两个字。之后爸爸长舒了一口气，放下笔，拿毛巾擦干手心的汗水。
爸爸是个规规矩矩的教书匠，有着知识分子诚实自重的操守。让他做这种编造假证明欺骗组织的事，彻底超出了他的底线！他内心的不安恐惧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为了女儿他百般无奈地心甘情愿地不得不去做。走笔至此，“逼良为娼”四个字跳到笔端。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终于把病退报告交了上去，我回到兵团后不久，爸爸给我寄来了两条高级香烟，让我送给劳资科的领导以防出现其他变故。我选择在一个夜晚去给劳资科杨科长送烟。在杨科长家门前我徘徊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推门进去，最后我匆匆写了个小纸条，标上我的姓名，蹑手蹑脚把纸条和烟放在杨科长家的窗台上，然后一溜烟跑回了宿舍。白天见到杨科长我赶紧绕着走，感觉自己做了亏心事。我至今不知道窗台上那两条烟到底是被杨科长取回抑或被路过的人拿走。
半年后我办好病退回到北京时，爸爸已被确诊为肝癌，生命进入倒计时。走进家门之后我和爸爸抱头痛哭，哭了很久，泪水打湿了我们的肩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爸爸汹涌而出的泪水。又是半年后，刚满49岁的爸爸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的泪水和着我的泪水，至今还在我的心头流淌。
2018年4月于静淑苑小区
后记
记得刚到兵团时，连队里还有高干子女，可能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被解放，后来随着干部们官复原职，这些高干子女第一时间离开了农村和边疆，所谓“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不攻自破。加之“三不满意”的现状等原因，迫使高层松动了知青政策。于是一场潮水般的返城运动汹涌而起。
没有最高指示更不必动员，知青和知青的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尽一切办法达到返城的目的。开假证明以取得回城资格成了公开的秘密。大家互相都知道在造假，但从没有人举报过，而是互相帮忙互相掩护，俨然是命运共同体。
该怎样评价和认识知青大返城中这场集体大规模造假的大剧？
曾经，对这段历史，我是以悲愤的心情来回忆和描述，以“逼良为娼”来定义。在我的下意识里，造假是不应该的，是无奈之举。然而，回看被知青运动耽误的一代人，我想用我的战友的一句话拷问历史。“造假回城，逃离兵团我们理亏吗？我们不理亏！我们用十年青春年华做代价，理直气壮地谴责理亏的那一方。谁理亏？当初使学校停课，让十几岁花季之年的中学生中断学业，把本可以成才报国的一代人送到农村耽误了十年青春的悲剧制造者理亏。”是的，造假回城是知青自救的手段，是一次追求命运公平的抗争，对于是非道德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评判来界定。
这就是知青们反思后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