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新女特首有什么看法？」记者问。「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意见，你看她当选，就是因为她跟着北京走。她执行北京任务，不然北京不会聘用她。对特首没什么好期待的，特首她不跟共产党走，那怎么做特首？我对特首是根本没有期待的，从前是梁振英，大家很不喜欢他，是不是？」

外国人经商他有一套negotiation（谈判）的办法，就是商讨，大家讨价还价。怎么样讨价还价，一方面当然看你的实力，另外也看你的技巧，看你能不能拿出说服人的根据来──你可以说服他的。但是中国人不懂这一套，以为靠私人交情，要是私人交情到公家场合没有用，他马上认为外国人是如何的“混蛋“。所以我们对付他就只有用武力之类的──许多误会就是这样起来的。

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在毛泽东“乾坤独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识人都在炼狱中受煎熬。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后，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

以梁漱溟而言，余先生指他早年听见资本主义维护私有产权即大起反感，故此宁可选择社会主义。硬套西方理念造成的伤害，可无人能及毛泽东推行的所谓共产主义。三分一个世纪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说：“如果说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影响，就只有斗争这个观念，就靠这个打天下。这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得来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就是跟他的土法炼钢一样，是土法革命。”

抗战胜利，他与在沈阳办学的父亲团聚。然而进驻东北的苏军奸淫掳掠，令人发指。此再次让余先生见识共产党讲一套、做一套之惯技。

经常有知识分子抱怨，夜夜失眠，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那我来问一句，你的人生里，到底有没有比“操心”这件事更高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有的，这个价值就是“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无论如何，确如余英时先生歎惋，落入共产主义确是中国之大不幸。不幸在于反共的国家政党政治人物和知识份子，终未能遏制那个选择接受和实行共产主义的政党及其革命。国民党纵有千般不是，退守到台湾而成功地使那片土地免于共产主义，功不可没。

1984年，李志绥夫妇在中南海。 1995年4月底，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一年一度的“民主人士奖”，台湾作家柏杨，香港立法局议员陆恭惠、中国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成为当年的得主。 李志绥的长子李重、长媳杨八林代表...

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权威中国历史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一生做学问，是快乐的？ “不是快乐，他很平静。”余英时太太陈淑平说。 “因为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记者问。 “因为他做他愿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价值，他守住了，对不对？那作为中国人是很幸运的。”前几天，...

热帖：马拉拉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父亲巴基斯坦教育家齐亚乌优素福在TED大会上讲述了自己女儿马拉拉的故事。马拉拉·优素福，2012年因为敢于去学校上课，遭受了塔利班的枪击。为什么我的女儿如此勇敢？因为我没有折断她的翅膀。--转勿怪幸：北朝鲜...

二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出现过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那个时代为轴心时代。余英时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也许就是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式微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思想大混乱”时代。在此之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样，将涌现出大批足以影响长远未来的伟大思想家。

总而言之以党来控制军队是他们绝对的原则，但党控制军队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第二步的想法就是谁控制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过去20年，来自从邓小平死了以后，基本上推行的是一种集体领导制，虽然江泽民是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也是总书记，但是他们总书记的权力还没有大到一定程度可以由一个人做主，尽管他们也用宣传的方式来推动自己，但是还没有到习近平这样的程度。

在福山看来，中共虽然在国家能力方面因为它是一党专制，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是西方赶不上的。确实是如此，可是这个代价是人民都变成奴隶了。所以这两个人对话谈了很久事实上是没有结果，王岐山的法制是党治，是党的法律在统治一切。最后福山就说，我们两个谈话等于形而上学，完全不着边际的。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路是不对的。他不能公开批评但他很明显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重要的。他对毛泽东跟邓小平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意向所在。对于毛泽东他讲不出一句好话来，完全是否定的，完全是破坏而不是建设，跟他完全相反的，对于邓小平他认为经济建设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办法，可是不是最主要的。咱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不是有钱，发财，而是能够过一个合理的生活。这个合理生活他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要民主。

《十年》本来不是很花钱的影片，只有50万港币，是给自己观赏的。没想到这个片子一出来在香港引起轰动，几乎一礼拜之内他们的收入就超过原来成本的10倍以上，而且还引起香港人的一种新的自觉，就是我们非要保护我们自己不可。如果我们自己不保护自己被共产党一步一步吞下去，不要到十年香港就已经没有了。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但是在辛亥革命后，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就是今年7月15日在耶鲁大学附近的纽黑文逝世的赵复三先生，他是当时在共产党政权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最早是爱国基督教领袖，跟其他的佛教领袖和其他的天主教的领袖是齐名的。此外，他的英文很好，他的学问也不错，所以他又转入学术界...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

我今天要评论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埃文·奥斯诺斯。奥斯诺斯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最近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个书名叫做《野心的时代》，而且刚刚在2014年写的，也是讲中国的。奥斯诺斯的观察是值得注意的。他的文章的题目按中国共产党的老话就叫自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