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勤，文物保护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乡插队、在济南火车站做工，1978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先后在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线，参与地方文献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岁，在山东省济南一中读书，老初一，就是所谓“老三届”中最低的一届。我们这一届，是“文革”前入学（1965年）的最后一届初中生，也是“文革”时最小的中学在校生。
我们学校，建于20世纪初，是济南也是山东省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原称省立一中，占地面积广大，教学设施、实验设备齐全。学校有一大群优秀教师，学生经初中、高中两次筛选，高考入学率很高，“文革”前是济南市重点中学，学子并家长都趋之若鹜。中共济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视，这点从干部配备上也可看出：校长王苇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级；副校长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级；党支部书记王景三（女），行政15级。仅上述条件，与其他中学就拉开了距离。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东省政协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协，已从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权力的议会性质机构变成纯粹的统战机关。当时山东省政协的领导是一些年龄大、资格老、声望高但已不适合在一线顶岗的老干部，或者级别较高但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或有这样那样问题被控制使用的干部。驻会常委、委员，则是些党内高龄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国民党军起义或被俘将领、民族资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等。机关内设机构，则比照厅局级机关设置。
“文革”的爆发，可以说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适逢我们班劳动。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用地排车往学校拉东西，班主任许俊源老师迎上我们说道：“明天起学校不上课了，我们班也不劳动了，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来学校就不平静了，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燕山夜话》，好像也刮拉（牵连）上了本校的老师。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关心这“不上课”，是这一周不上课了，还是怎么着。就问道：“是这星期不上课了，还是永远不上课了？”许老师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说：“永远不上了！”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他当时的眼神、口吻，我都历历在目！许老师兴许是可怜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讲，才这么说。我们哪里想得到这些，立刻“啊……”欢呼了起来。别的同学或许想的只是不上课可以玩儿了，对于我，还包含着解除了留级的危机！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考试入学，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来小学的尖子生。但进入中学后还是产生了分化，像我，就没从新鲜劲儿里转出来：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老琢磨着玩儿的事，学习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语，几乎没背过几个单词，到后来，上英语课几乎像听天书，老师和同学读课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数，就感觉有越来越多的题不会做了，下学期期中考试，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师批评我，反认为是老师跟我过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对付他，绝对属于班里的“琐矣（调皮、捣蛋）孩子”。
一次上代数课，教代数的班主任许老师提问，我忽发奇想，想捉弄一下许老师，于是举手。许老师看到我举手，以为我要“学好”了，认真听讲进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质问他为什么昨天到家中“告状”（家访）？立刻把课堂气氛改变了，我这里还得意不已。还有一次是下学期开学不久，一个下雪天，天气阴暗，北风呼啸，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从屋顶瓦缝里吹进，班里同学在上自习，我跑到黑板上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小雪，又在旁边写了“抗议”两字，这是对老师不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冻”发牢骚。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当”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学起哄。到了春天，许老师看我越发不像话，就组织七八个同学开会帮助我。
先是有女生义愤填膺，控诉我捉弄她们的种种事例，我则满不在乎，不以为然。这时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画漫画的事，说：“刘伯勤‘抗议’，抗议的谁呢？就是抗议党抗议人民政府！”记得当时我吓了一跳，许老师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这时，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余震），许老师立刻让散会，才算是给我解了围。就这样，我自己也渐渐感到了“危机”，慢慢在班里混不下去了。这学期期末考试，教政治的蒋明老师又出了个“怪招”，开卷考试，要大家写进入中学以后各方面的进步，这下我可作难了。蒋老师教学方式比较特别，她说话诙谐，把一门乏味的课讲得有声有色。她上课，乃至批评我，我都不好意思不听。这题目下我要是编，肯定会被她戳穿，那样更没面子。没办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试卷上留了一段话，明确说我要么是当成语文课的作文编造一篇故事，要么写不下去，因此我选择了实话实说，但保证今后改正缺点云云。蒋老师竟然在班上宣读了我的留言，还表扬了我“诚实”，给了我60分及格。不管怎么说，到1966年上半年，我已经很难混下去了，成绩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提上来的，况且要骤然转变，在平常啦到一块儿（谈得拢）的同学眼中又觉得“掉价儿”，可若再不改弦更张，下场必定是降班（留级）。这个时候突然说“永远”不上课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机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里高兴，所以才欢呼了起来。
批斗师长
停课以后，大家还是每天到校。党支部抛出了六个“牛鬼蛇神”，作为批判对象。学校再也不是清静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办公楼和各教学楼内外全是一层层的标语和大字报，连道路两边也拉起了绳子，挂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开大会上台发言，不管是什么“理”，还能说个道道，我们初一学生，也就是跟着瞎起哄，胡狗乱（胡闹），但都在极力表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这样一来，这六位老师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师中有毕德质、郑世经、孔庆珊、张家璇、辛建岭，还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强迫劳动，其间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前，这几位老师低头弯腰从办公楼里鱼贯而出，两边挤着不少学生，不时有人伸手打过来的老师。看着别的同学动了手，一瞬间我也“心动”了，瞅着谢了顶、被勒令不许戴帽子的李昌义先生过来，照着他头顶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朝他后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师都一声不吭，忍受着来自他们学生的殴打、谩骂，屈辱地从人群夹缝中穿过。说实在的，我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丝不忍，但周边的气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头上那略微弹起的“快感”，立刻就把这一丝善念冲掉了。那年月，“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后多少年，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当时一幕，每次都是赶紧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不敢正视那一刻以打人为快的龌龊念头。
那时候，随便哪个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师们没有一点儿尊严，斯文扫地。一次，我遇到了毕德质老师，想起听说《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词谱曲的事，觉得好玩儿，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还有一次，看到毕老师与另外几位“牛鬼蛇神”排着队不知到哪里去，又喝令他们必须边唱边走，一直到他们走远。有哲人曾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当年哪里讲这些，“亲不亲阶级分”，“好人打坏人，活该！”阶级敌人根本不被当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愿不愿这样被人作践，愿不愿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我20岁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1966年盛夏以后，揪斗对象早已不限于原来党支部抛出来的几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还没有被认定为敌人的人都可以写周围任何人的大字报，揭发任何哪怕道听途说的“问题”，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个被莫须有的罪名击倒的人。发生在教我们图画的胡熹和老师身上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胡老师是在我们学校教了一辈子美术课的老先生，有同学的父辈都是胡老师的学生。他年长而和气，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就这么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成是国民党，且反动透顶，妄想变天复辟，证据就在他的画中，说是他的画里有“反动标语”，打倒谁谁，谁谁万岁，与我们平常喊的口号正好相反。于是，他的画被挂满了校园，要大家从中搜寻罪证。我也曾傻乎乎参与了这事，声称从他的一张漫画中找到了36条“反动标语”！胡老师的漫画非常简洁，往往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图景。可正是这样简洁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为一句句口号。36句口号，又不能记（你记到纸上岂不变成了你写的反动口号！），一会儿就搞混了，也就报个数字。回想起来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许多同学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识！他既然恨你，怎么会以职务衔名相称？！这些个如今看来无比荒诞的事，那时大家却都深信不疑。仔细考究下来，这做法好像也还不是一中师生的发明。记得那之前不久，有报道北京批判某画家就曾用过这类构陷手段，我们只是跟风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长，是一位资格老却似乎不受重用的干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抛了出来，可却抓不到她什么重要把柄，于是扣个“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劳改，在风头最劲的那轮批斗中，反倒没遭大罪。1967年春，学校组织在千佛山下果园里劳动，也就是拔拔草什么的。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吓唬，训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长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为什么反党？”朱校长说：“我不反党！”我用当年最无理、最蛮横、最常见的口吻质问她：“你不反党，为什么被揪出来了？！”朱校长转脸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们还小，不懂，等长大了就明白了。”我觉得她太不拿我当回事儿，朝她吼道：“你不老实！小心点儿！”其实已是色厉内荏了。朱校长头也没抬，不卑不亢地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真的假的？反正这下轮到我不自在了，谁让我自讨没趣呢！只得讪讪地走了。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我想，朱校长说不定还记得这一出呢，这应该是朱校长落难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抄同学家
进入8月，整个社会上都乱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旧书店门前，在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线装书焚烧，过往车辆都得绕着走；大明湖北极阁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毁；街头商铺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场也被改了名；所有绾髻的老太太，几天时间都剪成了短发；留长辫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发或短辫；里弄闾巷时常弥漫着焦糊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烧旧书或者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的物件……就在这时，从北京刮来了抄家风。
开始抄家的是我们“黑字兵”，又被称为“黑老保”，属于保守派。“黑字兵”以“红五类”自居，但还是以所谓“革干”（革命干部）、“革军”（革命军人）子女居多，也最活跃。其标准形象是带军便帽，穿一身旧军装，外扎军腰带，左胳膊上箍着袖章，上面“红卫兵”三字是黑颜色的，寓意为烈士鲜血写成。要打人时就解下军腰带，抡起来没头没脸地抽。若是皮带扣朝外，抽到头上必是血肉模糊。运动初期抄家是以所谓“破四旧”、查抄枪支电台“变天账”等反动物品名义展开的，对象是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以及历次运动中被揪出来的人，名堂五花八门。在学校里，抄家对象就是父母属于这些人的同学。这个标准十分荒唐，比方说地主、富农出身的同学，他们父母最晚也是从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城市里谋生的了，却还得依照祖籍地祖父辈的个人成分确定他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班里同学这一时期被抄家的至少有四位，我参加了抄张念泉、韩桂英同学家的行动。
张念泉同学的家，完全是由本班同学去抄的。他家并不属于“黑五类”，只是他父亲中学毕业后留校任用，抗战初随济南各中学撤退到四川绵阳编入国立六中，抗战后返回济南，分派到某学校教书，算是在旧政权公立机构里工作过，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就凭这一点他家怎么会被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