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厂开批斗会的情景(AFP/Getty Images)正体简体
1969年11月12日，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经历了无数的批斗和折磨之后，在河南开封病亡。而在此两年前，1967年11月21日，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中国第一代核材料专家，因不堪忍受文革的羞侮和折磨，横卧铁轨，颈部被车轮辗断，半个头颅被撞碎，鲜血浸红了周围厚厚的积雪，场面惨不忍睹，死时年仅42岁。
刘允斌三兄妹都曾留学苏联
刘少奇一生结过6次婚，有9个孩子。与第一个妻子何葆贞有3个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1934年，何葆贞在南京被杀。刘允斌1924年生于江西安源，2岁被送回湖南宁乡老家。刘爱琴1927年生于武汉，一出生就被送给一个工人抚养，曾当过童养媳。刘允若1930年生于上海，母亲死后，开始到处流浪。
1938年，刘允斌、刘爱琴分别被送到延安，与刘少奇团聚。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被安排到苏联去。他们先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后转入伊万诺夫市的第一国际儿童院读书。刘允斌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不久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后考取核放射化学专业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留苏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之后，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刘爱琴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专科学校。刘允若是1946年被送到延安的，1954年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被选送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
刘允斌三兄妹的跨国婚恋都被中断
1950年，刘允斌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俄罗斯女孩玛拉-费拉托娃结婚。1952年生了一个女儿索妮亚，1955年生了一个儿子阿廖沙。1957年10月，刘允斌泪别妻儿，只身回国。
刘允斌后来谈起他的婚姻时说，他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突然收到父亲来信，要求他回国工作，并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相信他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的利益”。“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妻子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
刘爱琴在苏联时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外甥费尔南多结婚。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刘爱琴已有身孕，但是，刘少奇不满意这桩婚事，要求她“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硬将刘爱琴带回国，这对青年夫妇被拆散。刘允若留学苏联时，与一个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爱。正当他们筹备结婚时，还未毕业的刘允若，突然接到回国的通知，是刘少奇下达的。这段恋人因为刘少奇的干预被迫分离。
刘允斌从事核材料研究
刘允斌回到北京后，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刘允斌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核燃料。研制原子弹首先要有合格的核燃料，核燃料来源于铀矿。但天然铀中只有含量占0.7%的铀235可以利用，而占99%以上的铀238不能直接利用。但铀238有一个特点：它在中子的轰击下可以转化为钚239，钚239是一种比铀235更好、更高级的核燃料。如果用钚239来制造原子弹，在相同的威力下，可以比铀235做得更小、更轻。然而，分离钚239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时有关国家都视此为绝密材料。刘允斌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把钚239从反应堆烧过的废燃料中分离出来。这项工作与原子弹的研制成败密切相关。在刘允斌的带领下，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在试验室里提取出钚239。期间，他与同事李妙秀结婚。
1962年8月，关键的钚分离工厂还没有设计出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中共最高层决定在内蒙古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包头202厂。刘允斌奉命调到202厂后，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人员配齐后，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刘允斌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他的妻子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生产。生第二个孩子时，刘允斌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拜托护理人员后，就一溜烟小跑出医院，钻进了实验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将研制原子弹所需的核材料提炼并生产出来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刘允斌文革中挨批斗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全党、全军、全军、全民都进入一种癫狂状态，刘少奇被当成中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被打倒后，202厂立即像炸开了锅一样，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谁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越热爱毛主席。他们给他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特务”等大牌子，戴上高帽子，大会批，小会斗。在厂里批斗还不过瘾，就把他推上汽车，挂上牌子，穿过荒野，如囚犯似的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去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这样，在厂里，市里，北京城里，一轮又一轮的批斗、辱骂、殴打，让他心一天天的冰凉下去，曾经幻想这一天终将过去，但没完没了的批斗，似乎永无尽头。
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虽然有人暗自感叹伤心，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还有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父亲被打倒后，继母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妹妹刘爱琴被当成“苏联特务”受到批判、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弟弟只因江青一句“刘允若不是好东西”，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1967年1月，同父异母的妹妹刘涛，弟弟刘允真，竟然贴出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大骂“刘少奇无耻到了极点”，“自私自利到极点”等。
后来，刘允斌被押解到市区火葬场旁边的河槽里挖沙子。他走近焚尸炉旁，仔细看着一具具尸体在炉膛里焚烧，消失，化为几缕轻烟，剩下的只有一把骨灰，他的心也变成了一把死灰。
刘允斌卧轨自杀
1967年11月21日，是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寒冷刺骨的夜晚。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他回想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42年，一心只想学点真本事，为国效力，而且也实实在在这么做了，但是，就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前面，他对不起在苏联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国时，被迫忍痛生离；现在，又对不起跟自己天天吃苦遭罪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每天除了批斗，还是批斗，不能工作，没有人的尊严，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光亮，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他跟妻子说了很多话，希望妻子把两个孩子好好抚养成人。当时，妻子非常疲惫，没有留意他为什么说这些，只觉得他心里很苦，跟她吐吐苦水而已。等妻子熟睡后，他偷偷起床，悄悄推开家门，消失在寒风刺骨的茫茫黑夜里，任凭风吹雪打，他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痛，整个心全都是麻木的，一步一步，向那段铁轨走去。
妻子醒来后，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家里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她立刻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一起外出寻找，一直找到天亮，才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就这样，这位听父亲的话回国，一心一意搞科研的核材料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在他死后，造反派在他的诸多罪名之外，又添加了一项新罪名——“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结语：
共产党与正常国家的正常政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特别强调党性。所谓党性，就是党高于一切，当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时，要无条件地服从党性，泯灭人性。刘少奇以“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为由中断3个子女的婚恋，是党性的体现。他的3个子女被迫与妻子、丈夫、恋人分离，是服从党性的表现。他本人和3个子女在文革中挨整，整他们的人，都是按照党性在行事。这种所谓的党性，在一些情况下，与兽性无异。刘少奇及其长子刘允斌、次子刘允若的性命，都是被这种党性吞噬的。
171年的国际共运史、99年的中共党史，党性扼杀了无数的生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只有彻底抛弃党性，回归人性。这样的悲剧，才可能避免。
